团运动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促成了民主革命风潮的到来与高涨。指出：“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发矣”〔36〕；“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37〕。他又指出当时革命风潮的高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内地人民的反清起义继续不断，一方面庚子义和团斗争的余波转向“扫清灭洋”，另一方面又爆发了新的反清斗争，如1902年广州党人图谋的起义，1904年王和顺、陆亚发发动的广西会党起义，还有致公堂的反满斗争等。二是国内外学生界和广大侨胞迅速地由爱国走向革命。他指出：义和团失败后，“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他们或著书宣传“排满革命”，或办报刊“鼓吹革命”。“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38〕。
我们从孙中山肯定义和团历史功绩与贡献的论说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义和团的战斗中得到了启示和鼓舞，他们对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中蕴藏着的革命力量，开始有了某些新的认识。此后，孙本人和革命派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武装反清斗争中，都注意寻求与农民阶级有密切关系的会党的支持，应该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应当承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与义和团不仅在时间上有承接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某些历史的内在联系。义和团失败过后11年，辛亥革命就取得了推翻清朝政府的伟大胜利。这绝不是偶然的，其中部分原因是义和团运动给清廷腐朽统治以一定的暴露和冲击，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扫除了某些障碍，而以孙为首的革命派又注意吸收义和团斗争的经验教训，用于指导当时的民主革命运动。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辛亥革命运动本身却是与义和团不同性质的崭新的革命运动。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高揭“扶清灭洋”旗帜进行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时，孙中山在广东发动的惠州起义却提出了“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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