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激发了他发动广东惠州起义的决心。他说：“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亵渎了神明，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铁蹄的蹂躏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30〕，“予以为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召集同志以谋响应……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31〕。（2 ）义和团运动唤醒了国人和暴露了清廷虚弱腐朽的本质，增强了他反清革命必胜的信心。他指出义和团运动前，“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当时国人视革命者为乱臣贼子与毒蛇猛兽；义和团运动后，“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32〕。于是他领导革命党人制订了推倒清廷君主政体、创立共和民国的革命计划，并坚信清廷是“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联军只需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就能击溃满清的抵抗，进军北京并夺取北京城，我们以两倍或者三倍于这个数目的人力，毫无疑义的也可以做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爱国分子中征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33〕。可见，孙从清廷已腐朽不堪、民众正在觉醒的国情出发，树立起了民主革命必胜的信念。
其二，孙中山指出义和团以其壮烈牺牲的血的代价，激励中国志士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改革，从而迎来了民主革命风潮的全面高涨。他认为义和团的失败，是促使中国志士仿效外国进行共和革命的动因之一。他说：“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仿效外国改革*，成立民主政体……这是中国*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34〕；又说义和团失败后，“支那内地新闻杂志、新书出版，多共和政体之观念。此为学术界之变迁”〔35〕。他还强调义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