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省僻处天末，土著之殷富者，通省不过数家。至外来流富，如洋行、盐行，虽有数千家，而殷富者亦不过数家，余皆那移补苴，虚张声势，非如两淮、山右之家拥巨资者。”（注：《清高宗实录》，卷219 ，乾隆九年（1744）六月己已，页5b。）

     公行的黄金时代是在此之后，虽然十九世纪公行中最富有的家庭伍家，其财富超过个别的两淮盐商，在道光十年时据说拥资二千六百万墨西哥银元，（注：W.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Shanghai, 1911), p.48.）但是两淮盐商总体累积的财富远超过行商财富的最顶峰。两者报效银的总数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的标准。行商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 ）至道光十二年（1832）间报效了国库3，950，000两，（注：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上海，1973），页5497。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数据是根据《两广盐法志》，因之其中包括了行商与盐商共同的捐输报效。）两淮盐商在乾隆三年（1738）至道光十二年（1832）间报效了约九倍的数目（36，370，968两）。（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2。）事实上，行商的报效并没有完全缴到国库，（注：The Records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East India Company，引自H. B.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Oxford，1926）， 3，P.194.）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累积的报效数量，即使包括了在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839—42）间中英鸦片战争间期为了防御工事与赔款而捐输的大量报效，（注：例如，在1841年伍崇曜单独贡献了1，100，000的墨西哥银元作为广州的赔款（参考Hunter编前引书，页44—45），在十八世纪的两淮盐商个别的贡献则无法找到可以相提并论者，据光绪《广州府志》（光绪四年［1879］刊本，卷129，页25a—26b ）估计，伍家三代捐输了将近一千万银元，这恐非夸大之词。其他行商除了潘家以外，资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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