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对中国学的反思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从研究史的发展过程着眼，分析了在中国学领域存在的“学术研究上的呆滞现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冷战”。“冷战”把美中两国“弄得筋疲力尽”，它“使我们难以接受被我们感情用事地称之为把中国‘丢失’给*主义这么一个现实，它使我们更加轻率地刺激中国介入１９５０年的朝鲜战争。接着这场中美朝鲜战争导致了我们与台湾结盟和对人民共和国实行一种希望它崩溃的‘遏制’政策，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拒不承认和长达２０年的禁运”。［（１）Ｉ］费正清很惋惜地看待这段历史。他说，其实“事情本来可以不必发展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大可不必那样义愤、激烈、费心竭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如果我们对这场革命了解得更多一点儿，对自己的恐惧感的认识能更客观一点儿的话，我们本来可以更好地应付这一形势”。［（１）Ｊ］对于*家来说，他们本来可以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比较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但麦卡锡主义破坏了学者与政府的正常关系，他们思想僵化，“在道义上拘泥于一种*产主义立场而不愿思考”。［（２）Ｊ］费正清的思考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尽管很多学者在向这个目标努力），它同美国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受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冷战政策”的支配，也受到美国的那些易于感情用事的*家的影响。因此，处在学术与*的边缘状态，在夹缝中生存的现代中国学步履维艰是必然的。
其次，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也做了一些新的思索，并且自我纠正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偏颇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费氏严谨的学风。说到方法论，的确是对费正清研究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他的浩繁的著述中，很少有专门谈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著作。他自诩讲实证，对任何理论都抱有戒心。因此，搜索其有关方法论的思索着实需要费一番苦心。
费氏晚年关于方法论的思索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费正清反对把中国研究整体化、概念化、简单化。他认为：“许多西方研究中国的人曾把‘中国’整个实体或‘中国文化’作为对象。对于世界上最大的人群，作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有几个来源：中国人对于帝国（至少是理想的）统一的传统观念以及同源于此的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耶稣教传教士们、欧洲的大师们和早期汉学家们对这种思想文化统一体的肯定认识；以及现代西方人对于那种文化体系的兴趣，以为中国的东西就是最特异的。从外观上或从初步而相当无知的比拟上看，那种长久向往的中国*领域的统一，也可以认为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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