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要把外部影响同内部作用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他指出，“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在近代中国，“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考察，是经过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３）Ｋ］我认为，费正清的反省虽尚留有余地，没有达到他的学生们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的认识境界，也没有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４）Ｋ］但就他个人的认识而言还是迈出了新的一步。毕竟他承认要考察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注意到内部与外部两者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性。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５）Ｋ］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心理影响要比经济影响大得多，它“虽然是缓慢地积累而成，却是灼然可见的”，它直接“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６）Ｋ］因此，在评价费正清的史学认识时，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他的变化。
与对自己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省相联系，费正清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表现了极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与美国学术界崇尚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学术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费正清最担心的是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中国。他指出，“现代化”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历史学家真要使用它们，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说和具体的例证。一般地说，帝国主义指外国的主动行动，现代化则是国内的进程”。［（１）Ｌ］即使如此，也还有很多问题，“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不一定适合中国。“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人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指用于中国－－引者注）却可能因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２）Ｌ］“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它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现时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长，给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领域带来了复杂性、变化和发展。但是，上述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要断定有一个单一原则全面地适用于每一个领域，这就是进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这样做在逻辑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历史资料既然如此混乱，这就不易办到”。［（３）Ｌ］费正清甚至怀疑，“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他进而担心：现代化“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的蓝子，象‘生活’这个字眼那样，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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