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中（当作一种典型或者理想）。文明和文化的会合，一开始时，的确要求我们认识一些粗枝大叶的实体，如什么‘西方’啦，‘现代世界’啦，甚至于‘现代化’啦，‘帝国主义’啦，更不用说‘民族主义’等等”。［（３）Ｊ］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始终是从这些高水平的概括出发，“从宏观向微观推理，那么，我们在思想上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要相对地缺少特殊性”。［（４）Ｊ］如果我们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地理、人口因素，孤立地把中国“称为‘中国’小宇宙，然后再看看法国、德国、墨西哥以至美国，把这些都当做一个基督教区的各个部分，等量齐观地看作同等的实体。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头脑简单到何等地步”。［（５）Ｊ］
第二，费正清强调，对西方人来说，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不管是谁要试图了解中国革命而对中国的历史没有相当充分的知识，那就犯了在群山之间盲目飞行的错误”。为此，他从中西历史的差异性出发，批评了在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忽视中国历史特点的错误认识。他认为：“当代社会史学界流行一种风气，喜欢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怎样在一起生活。这当然是可欢迎的，对所有历史学者也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懂得中国历史事件，好像我们懂得欧洲和美洲历史事件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当我们对于中国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制度的历史，还懵然不知的时候，就让社会史吸引住我们的兴趣。这就好像拿法国同江苏的农民，或者拿荷兰和四川的商人做个比较。在他们的耕牛回到家里以前，你完全不会知道它们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把戏呢。一个人要了解普通人，不在事件和事件领导人的事实基础上去理解历史，是没有别的办法的。”［（１）Ｋ］
费正清的批评尽管是针对美国学术界的，但也应当引起我国学人的思考。我们同样存在着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史坛也掀起了一股社会史热，一时间社会史的著作骤增，这固然是对传统史学重*史而轻社会史的传统观念的冲击，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是，社会史在史学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专门史的关系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社会史自身来说，它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２）Ｋ］怎样从史的角度描述普通人的生活？也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史研究模式的生命力就极为有限了。
第三，费正清对自己所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反省。他认识到，要分析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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