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为何物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术语一样，这个术语一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４）Ｌ］从费正清对现代化模式的评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研究模式愈加谨慎，生怕由于模式的干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他对模式的警惕也反映了老一辈中国学家对待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基本看法。在美国学术界，尽管这种结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由于成功的研究范例并不多，所以对此抱怀疑态度的学者也是不少的。
费正清在反思中还对地区研究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思考。在“越战”中，美国对亚洲事务所表现的茫然无知及在外交上的迟钝，深深地触动了作为亚洲问题专家的费正清。在他看来，如果美国人真正懂得越南的历史，这场战争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当他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了题为“７０年代的任务”的演进，他提出，美国史学界７０年代的任务就是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及其所提出的问题。要以此为契机，推进东亚区域研究。他号召说，“我们历史学家必须给中国的兵家格言赋以新的意义，这条格言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５）Ｌ］费正清在这里的表述很明白，就是要求史学为现实服务，史学为地区研究服务。今天，当我们深入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时，我们不难发现，为现实服务已经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１）Ａ John King Fairband，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I．
（１）Ｂ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１）Ｃ 同上，第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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