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南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版的“金银岛”，并且从它进入外界视野的第一天起，就和海盗故事有了扯不开的关系。那还是在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海上剧寇”沈师“啸聚甚众，犯南澳，岭东震动三月”，广东常平提举杨万里集合了数郡兵力，平定了这一事件。从此，南澳开始在史书记载上作为“贼穴”出现，之前它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荒岛而已。

　　从此海盗的势力越来越大，顾炎武说南澳:“洪武间，居民负险作乱，遂为贼巢”；《南澳志》载:“终明之世，漳潮无安堵，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到了明朝后期，南澳一带的海盗势力已大到了动不动就“战舰数百，聚众万余”，横行海上，向过往船只征税，俨然一海上王国。

　　面对以上情况，中原王朝自然是一百万个不乐意，屡次征讨，但总是无法斩草除根。问题还是出在海禁上，正是海禁使许多人逐利的天性无法发挥，于是沿海许多豪门、官员、官员亲属都与海盗有着关系；对于升斗小民来说，不能“通番”则无疑于对生计有着巨大的杀伤力，于是就常常参与和海盗的私通接济活动，以“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罇，率得厚利”，有的干脆加入“组织”，把海盗当成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海盗就具备了“民众基础”，官兵来围剿海盗时，沿海民众的反应则是“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

　　“红头船”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做法是“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雍正初年谕旨），此外还限制民船营造规模，期望以此举加强对民船的控制。广东在南，南方属火，用色为赤，于是船头便漆成红色。

　　就在当今“红头船”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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