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在中国27年,不断写信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他第一次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他也介绍中国的地理环境、气候、政治体制、普通人的生活状况等。正因为利玛窦和他的后继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欧洲才出现了一门新的学问——汉学。我们知道,中国和欧洲的物质文化交流起源很早。《圣经·创世纪》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个丝国,但无人知道“丝国”就是中国,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古罗马皇帝凯撒有一次出席议会,穿上了丝质的长袍,当时人为之震惊。很久以后,《马可波罗游记》描写了中国,但不少欧洲人仍然不信。经过利玛窦及其后继者的介绍,欧洲人开始如实地了解中国,知道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许多东西是欧洲所没有的。比如中国的官僚体制,他们想不到平民经过三级的科举考试选拔,也可以做官。他们把“秀才”比做“学士”,把“举人”比做“硕士”,把“进士”比做“博士”。这也出于利玛窦的比附,他当了“洋和尚”,经过中国士人的提醒,才开始注意到自己“神学博士”的身份是与进士对等的。但耶稣会有严格的纪律,已经做过的事情,如果想要改变,就必须获得耶稣会上司的同意。他为了留起头发胡子,穿上明代的儒服,经过好几年的努力,才得到耶稣会当局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的批准。此次上海博物馆展览的利玛窦的儒服很奇怪:头上四方平定巾,是秀才、举人佩戴的。身上的袍服相当于中国的中等官员,是他自己设计的。中国人向来注重服饰,利玛窦一换衣服,果然有了很好的效果,秀才误以为他是有品级的人物,不会不理他,就和他作揖了。现在利玛窦也可以见官不跪,官绅对他客气了。中国的中世纪,表征等级的服饰就有这么神奇的作用。
我们知道,利玛窦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近代传教士。明朝晚期,欧洲有多明我会等不同修会的教士到中国来,或死在福建,或死在广东,还有冒险闯到北京去想说服皇帝而被当做外国间谍关在监牢里死去的。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沙勿略,也曾到过广东,最后死在上川岛。利玛窦固然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近代传教士,但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取得比较成功的耶稣会士。
二、利玛窦帮助推动了中国人线性思维的改变
除了在地图和数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之外,利玛窦制造的日晷、地球仪、天球仪、望远镜等测天仪器,也是中国工艺学近代化的开端。
利玛窦在韶州时,除了学习汉语、用拉丁文翻译《四书》,还不断学习官方和民间的规矩,和底层的士大夫、官员结交,并且悟出来了要和官员、士人打交道,就必须拿出东西。利玛窦写信给西方人士,说中国以世界文明的中心自居,认为他们的东西很古老,把其他的一切文明都看作是蛮夷,认为不值得一看。我必须拿出东西比他们做的好,有的甚至是他们没有的,中国人的态度就马上会改变,由自大变为自卑。比如日晷,就是根据日影长短来计算时间的。外国人不仅有这种仪器,而且不用铜壶滴漏而用机械制造的自鸣钟报时,这种技术一下子就把中国人震住了。还有他的地图,经过他的解释,中国人慢慢开始接受了“地圆说”,开始改变了自己关于天地的观念。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中国数学最发达的是代数,代数是线性思维的体现,用来理解时间的进展,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代数也容易让人拘泥于直线进化,不注意空间的问题。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第一次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在欧洲流传了两千年的欧几里得几何,这一《几何原本》是利玛窦在意大利的老师克拉维乌斯重新整理的,并且为之补充了最新的数学证明,一共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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