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的历法天文学发达很早，但是一直到元朝，司马迁时代的古典夏历才开始得到调整。元朝使用阿拉伯数学家传来的历法，叫做“回回历法”。但是历法过若干年会出现误差。中国人相信由皇帝颁布的黄历，又总在怀疑皇帝违背天意。如果历书的规定与天象不合，就认为是老天对皇帝发出的警告，所谓“天象示儆”。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非常害怕老百姓懂天文。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以后，严禁民间私学天文，一旦被发现，就要以妖言惑众罪杀头。

    利玛窦入华之时，万历朝的历法误差已经很大。他自己制造观天测时的仪器，把西方的历法天文学介绍到中国。其时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徐光启，一个是李之藻。李之藻在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科技著作方面，功劳不亚于徐光启，可能比徐光启还要大一点。徐光启很早就入教，但是一直到1610年利玛窦去世那一年，李之藻才成为利玛窦在中国亲自付洗的最后一个教徒。因为耶稣会要求信徒遵守一夫一妻制，徐光启四十多岁入教的时候也犹豫了很久，但最后决定还是入教，并且终其一生没有纳妾，这在当时的绅士官员中是很罕见的。李之藻不能遵守这个规矩，直到因病备受利玛窦照护，才决心与爱妾离异。从这一点来看，耶稣会士确实是有操守的，不管我们赞成不赞成他们的道德。

    李之藻后来和徐光启一起主持朝廷的改历。当时利玛窦已去世，他们主要找了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汤若望和邓玉函。邓玉函是欧洲的大科学家，意大利以伽利略为首的山猫研究院的九个院士之一。他应利玛窦的邀请到中国传教，带来了当时在欧洲也极为稀罕的伽利略发明的天文望远镜。邓玉函到中国后，在徐光启主持的历局工作没几年就去世了，最后制定《崇祯历书》的计算者是汤若望。在明清易代之际，汤若望凭借保存的《崇祯历书》得到了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利玛窦的事业因此在清朝得以延续。《崇祯历书》封面写明是以西洋新法制定的，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是，从利玛窦、邓玉函到汤若望，他们制定历法的原则和计算方法，却一直被沿用到清朝末年。

    历法天文学的改革确实对改变人们对王朝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清朝1644年入关后，顺治元年第一次日食的准确预报就是汤若望的胜利。从此，西洋历法就进入钦天监，与传统中式历法和“回回历法”竞胜。钦天监即皇家的天文官，其实也是占星官，这个官职在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德国人开普勒就是御前占星学家。由于汤若望用西洋科学技术观象授时显得非常准确，除了中间鳌拜专政时重用了冒牌的回回天文学家杨光先、历法混乱了一段时间以外，从顺治元年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五年（1835年），最后一个钦天监西洋监正退休回国，清朝最重要的皇家占星学家都是西洋人。

    除了在地图和数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之外，利玛窦制造的日晷、地球仪、天球仪、望远镜等测天仪器，也是中国工艺学近代化的开端。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工艺学的改革，曾经说过：工艺学会把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暴露出来，因此也会把人类社会的生活关系和从此产生的思想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暴露出来。

    如前面所述，利玛窦开始进入晚明宫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万历皇帝注意：世界地图，自鸣钟，还有一样就是欧洲钢琴。当时万历皇帝已经不愿见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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