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没有见到利玛窦。他叫宦官向利玛窦学习。利玛窦的同伴庞迪我教他们弹钢琴，他还创作歌词教他们唱。万历皇帝喜欢自鸣钟，天天放在身边。世界地图也被专门放大了制成四个屏风。这是中国宫廷注意西学的开端。崇祯宫廷里很多后妃、宫女、太监入教。清朝初期，顺治皇帝相信汤若望，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的爷爷，有事就向他请教。顺治的母亲据说是信教的，但只见于德国人写的《汤若望传》，中国的官方记载没在记录。康熙自幼由祖母养大，对西学感兴趣，《几何原本》后九卷，康熙已经让传教士翻译成为满文。他有一度对数学着迷，据传教士记载，他不管怎么忙，每天起码花两个小时学习数学。在学习过程中和传教士接触，他自然了解到西方的现状和宗教，所以，这些传教士写信回国，说他们得到康熙皇帝的信用，很有可能说服康熙皇帝改宗天主教，皇帝改宗，天下都会跟从。他们希望康熙变成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是罗马帝国把基督教由民间宗教变为国教的一个君主。当然，康熙皇帝没有变成君士坦丁大帝，他后来和罗马教廷闹翻，要求来华传教的传教士每人具结，服从“利玛窦规矩”，并且终身不可回国。清初基督教深入宫廷是事实，对基督教不感兴趣是从雍正皇帝开始的。他对禅宗、武侠、喇嘛教都感兴趣，但排斥基督教，却仍用传教士主持钦天监。
三、适应中国文化传统是利玛窦成功的重要因素
利玛窦大半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他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介绍到中国来，值得纪念；他把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介绍到西方去，值得纪念。
过去，基督教两度入华传教都失败了，失败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不重视中国的“士”，而“士”下为四民之首、上为官员的来源。利玛窦开始重视士阶层，从而影响到朝廷、地方官员和底层百姓。他的传教策略是成功的。在韶州的时候同会神父一度只剩他一个，到他死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四个耶稣会的传教点——住院，拥有58个欧洲神父，将近2000名的信徒。信徒中最重要的都是进士、举人、生员以及现任官员，看起来人数很少，影响却很大。
利玛窦同样面临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大概地说，唐朝以来有三个方面：第一所谓儒，第二就是佛教，第三则是道教。中国传统的主流是儒学，在明代是官方教科书宣扬的理学，还有想居主流但并没有成为主流的佛教，以及曾经深入宫廷的道教。利玛窦与他们都有争论。他的态度是易佛补儒，用他自己的教义改造儒学并补充儒学。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利玛窦的一个策略。上海博物馆编过一部《利玛窦行旅中国记》，收录了八篇文章，涉及此点，不妨一读。
明朝的官方儒学是经过朱熹改造过的孔孟之道。利玛窦入华时，正好是儒学内部王阳明学派崛起之时。当年与朱熹对立的陆九渊提出的几个命题，到王阳明学派这里有了发展，并对世人有很大影响。一个命题是“六经注我”，反之就是个人思想不受传统学说束缚是合理的；另一个命题是圣人不是中国独有的，四海之内皆可有圣人。王阳明的学生曾问他：既然孟子说“途之人皆可为禹”，那么路上遇见的愚夫愚妇可否都能成圣？其实，佛教禅宗主张顿悟的一派早说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王阳明借此回答：愚夫愚妇也可以成圣，关键在于一念之差。在嘉靖以后，王阳明学派已经遭受明廷半个世纪的压迫，到了利玛窦入华时刚好得到解禁。那些支持利玛窦的知识分子多数是王阳明学派的人。根据他们的逻辑，既然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基督教也可以有圣人。这对古老的夷夏之辨的观念，是个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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