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应从中国传统史学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中汲取理论精华。自先秦以来流传的许多不同体例、体裁的历史著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古代诸多史学和文学典籍中对“叙事”理论的阐发，则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诚如杨义所言：“需要再回到我们文化的原本的地方，了解我们中国的作品中最精彩的东西是什么——要是不看到这个东西，就把我们的本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东方智慧给抹杀了。”

    第二，适当借鉴西方叙事学、语言学、历史哲学的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丰富、拓展历史叙事的研究领域。如果说传统史学中的“叙事”，主要研究的是历史编撰、叙述、审美的原则、特色、技巧，那么当下我们所进行的“历史叙事”研究，不仅应对历史著作进行结构、意义、修辞等方面的分析，更应将历史著作的形成、传播、接受，史家叙述、阐释历史的动机、背景、行为，以及研究者所开展的“研究之研究”等等，一并纳入考察的范围。尤其应当借鉴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研究者，深入剖析历史著作之文学成就的做法，从文学、艺术、传媒等相关学科的叙事理论中汲取有益成分。

    第三，应将“历史叙事”研究视为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此才更符合其本质特征和体系范畴。陈其泰在《建构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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