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守势而打出的“国学”旗号，随着国势的增强，开始呈现“出击”之势，一时世界纷纷建起“孔子学院”，讲国学成了大时髦。然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初陈寅恪氏所挽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之词，竟然成了谶语。历经百余年“西潮”的冲涤，千年一脉传承下来的文化，“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以至于今日，原固有学术文化的核心知识体系及观念，除了“封建糟粕”的负面意义外，已鲜有人能不误读地洞悉其“义”，晓畅其“谊”了。传统学术文化的语言“能指”（signifiant），因失去其原文化的语境依托，与其“所指”（signifie）早已渐行疏离，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关联，而不得不依赖于“文化的翻译”。文化传承面临的尴尬，使得近代那些“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的学人著述，（吴宓称述柳诒徴与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语，见氏著《空轩诗话》）很自然地成为我们进入传统经史之学的津梁。其中以史学言，柳诒徴的《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张尔田[注: 人物简介 张尔田（1874年—1945年），一名采田，字孟劬，号遁庵、遁庵居士，浙江杭州人。近代历史学家、词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张之杲，著有《初日山房诗集》、《泰州保卫记》。]《史微》的迂旧，又不像何炳松、李大钊[注: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杨鸿烈等专以西法论者与传统史学的隔膜，庶几可以视我们走向传统史学之“澄明”的津梁。
柳诒徵，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号劬堂，江苏省丹徒县（今属镇江市）人。生于清光绪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公元1880年2月5日），卒之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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