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释史是《国史要义》最重要的特点。这一点,柳氏的同侪好友熊十力早已指出。因柳诒徵既以儒学为史学,那么作为儒学核心的礼也就自然地成了他所谓“史”的核心。于是,理解儒家的礼,自然也就成了理解《国史要义》的钥匙。
关于礼与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这样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定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注: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所谓idea者。”按柏拉图的idea一般翻译为“相”或“形相”,是和可感得感性世界相对的、从个别和特殊中归纳出的可知的普遍者,亦是一切人事中普遍追求的“至善”。而儒家所倡之礼,亦源自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哲人对于整个经验世界普遍秩序的理解形成的观念,是使社会杜绝人与人之争,使社会和谐有序运转的“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尽管礼的应有之义在后世不断为专制君主所歪曲,但是其作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仍一直是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理想追求。
惟礼之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所以柳诒徴认为一部中国的文化史,亦是礼之不断展开的历史,而礼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史学的核心——从史的起源上,“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从内容上,“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从编纂上,礼“为史法、史例所出”,为“史联”所贯;从道义上,礼为正统所系;而史之识在识礼,史之用亦在彰礼,在教化,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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