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的观点看，尽管《国史要义》一些观点可能不无商榷之处，但是其对中国文化温情的敬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肯定，以及坚持依循中国文化、中国史学自身的内在理路，而非以“他者”立场，揭橥中国史学价值的努力，仍值得我们十二分地肯定。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殖民主义，其理论所阐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构建构在西方殖民霸权之上的、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话语暴力，解构其所建构的不平等话语上的权力-知识体系，发掘为西方文化霸权遮蔽的民族自身文化的价值。事实上，若仅就史学而言，经过分析哲学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以及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人们已经在质疑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标榜“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现代史学的局限。

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指出，任何文化都存在着譬如语言、价值和知觉框架等基本代码。这些基本代码不仅确定该文化经验的秩序，还建构了该秩序所存在的阐释，构成了该文化“对所有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加以限定的认识型”。也正是这“知识型”，划出了不同文化的界限，决定了该文化所属之知识和思想世界的特殊性。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中国史学本中国文化所自出，从史学的观念、史学的思维方式，到史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