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所生之世，恰值中国千年未有的钜劫奇变，其危不独国家将亡，其绵延承续几千年的文化，亦不无泯灭之虞。当其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其痛苦之巨，已非今人所能想象。文化的自卑、沮丧与焦虑，交织着对国家政治前途的焦虑，在当时渐渐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情结在全社会漫漶，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文化运动一些激进者自遣式的文化批判。“盖晚清以来，积腐爆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几若无文化可言。”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47年再版《弁言》的这些论述，要亦反映近代以来，内外事势压迫之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存续进退的曲折艰难，与吾国人的心态。当其时，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价值，一时成为知识界争论的焦点。
毫无疑问，柳诒徵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不仅著述等身，且多是筚路蓝缕、堪传于世的巨作。然柳诒徵在新史学、新文化的发展史中，扮演的却不是一般所认同的“革命”角色，而是后人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注: 保守主义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极其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四大政治价值高于其他任何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重镇。柳诒徵认为，幅员如此广袤，融合民族如此众多，历史如此悠久之并世无俦的中华民族，其文化绝不可能虚无价值，而必有一伟大的文化力量蕴寓其中。因此，只有理解柳诒徵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念、续统意识，以及护持、复兴民族文化的担当精神，才能理解柳诒徵撰述《国史要义》背后支撑的文化理念。
《国史要义》，顾名思义，就是对中国史学基本要旨思想的阐述。但柳诒徵这里所谓的“国史”，是指中国传统意义的史学，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按照西方学科模式建立起来的史学。那是“新史学”。中国的新史学，是以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揭开帷幕的。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历1902年，号称“学界陈涉”的梁启超，继上一年《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后，于《新民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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