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下功夫，是有志于道；德在心里而行诸于外的就称为“ 德相 ”，譬如走路、行仪……都可表现出一个人的“德相”来。]的大贤能陪侍在天（神）之左右，这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根源。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人相信神意听从人意，并可由人意转移。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命靡常，为德是辅”。很明显，人若通过修德努力获得天佑，甚至得到天命，非得人意与天意相合不可。西方宗教认为，人连测知神意都不能，更不要说在身边陪侍神了。另外，由于人意与天意相一致，神意可由人通过修德的努力转移。因此，神更有仁爱体恤人之德。

 

    可见，正是没有超越于人之上的神，中国古代的神有内在性，导致中国哲学中缺乏超越的自然法则观念。而正由于西方有超越神的信仰，才产生古希腊的那种在人之上支配人生的“命运”观念，柏拉图那种与“经验界”相对立的“理念界”，古罗马的那种刚性宰制社会的“法律”观念，以及在世界之先创造世界的“上帝”观念，最后凝结成西方哲学中超越的、纯理的自然法则观念。

 

    总而言之，一个民族哲学的形成原因绝不是单纯的，而是由多种因素“交互重叠”所造成的。正是在大一统的大陆国家型世界观、与自然打成一片的农业生活方式、整体又有差序的家族社会、重视经世致用的士人阶层以及相互调适的人神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最终塑造了中国哲学“万物一体”宇宙本体论、“关联性思维”及“成己成人的善治论”之特殊路径。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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