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行车已成为上海中产阶层所拥有的经济便利的主要交通工具。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众多机关，为提高办事效率，纷纷为属下员工配备标志、颜色统一的自行车。私用作代步工具的自行车消费者逐渐扩展到各洋行里的职员和洋学堂里的学生，当时的“贵族女校” 如墨梯女校、中西女校等，自行车已成为流行的代步工具。上海街头上的自行车渐行渐多起来。

当时《新闻报》、《申报》、《上海新报》等各大报纸中，许多版面都遍布着自行车的广告，售卖广告语中也由“商绅乐步”的玩物转变为“大众乐见之代步工具”等等词汇。得利车行兜售的英产“海格利斯自行车”，其广告语为：“构造特殊、起乘安全、风行全球、到处欢迎、用以代步、经济便利。”自行车提升了人们的行动能力，扩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在上海人生活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洋学堂里上学的学生、洋行里上班的职员，当然也有送外卖的伙计、投递信件的邮差，总之，自行车已经在上海百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了。一生在上海从事中医的周仲英先生，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骑自行车的经历，道：“假期或者是周末，我们约些朋友一起到公园里去玩或到郊外去旅游的时候，就骑自行车。一人一部，都有的。‘三枪’、‘飞利浦’较多数，‘兰苓’最最多——其实上海人最喜欢‘兰苓’这个牌子。大家许多车子一起哄出去，很热闹!”

孤岛上海，自行车独有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汽油供给受到了严重限制，汽车数量大幅度缩水。电车也因为战争破坏关系，缩减了大部分线路。上海市区的交通任务，除人力黄包车、板车外，几乎全部由自行车和由其改装的三轮车来承担，这种三轮车因为常被市民小贩用来装载菜品贩卖，特别是用来出摊卖海鲜，当时的海鲜又以黄鱼居多，故后来上海人称这种三轮车为“黄鱼车”。

自行车不需任何能源就可通行无阻，如此轻便交通工具的优势显露无遗。不仅如此，自行车可以驮物的运输功能此时也被开发出来。同昌车行在《申报》的广告中写道：“各商店经理先生注意：宝号每逢收账送货，既觉麻烦又恐危险。此两难题惟用同昌飞人牌脚踏车可解决之，用以收账不独事半功倍，又免种种意外；用以送货则手续简便、时间节省。同昌飞人牌系纯钢国货脚踏车，坚固耐用，经济便利，诚各商店之需要品也。”不仅是市内商号收账送货，因战争期间上海本市与郊区遭受封锁，各地单帮商贩都是依赖自行车以运输物资。自行车需求更是与日俱增。

战争期间，上海下层民众有出行之需，对自行车却无力购买。这使得自行车出租业务应时兴起。那时的许多自行车行有专供人学车的出租车，“一只角子一个钟点(相当于一毛钱)”。出租车辆通常是流行的26英寸两轮脚踏车，规模较大的车行还备有24英寸、28英寸的脚踏车和专供少年儿童学习用的小脚踏车和三轮脚踏车。上海的老电影人沈寂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出租这个行业，在上海30年代末汪伪时期已见有。当时因战事紧张，汽油严格控制，即使仅有的公交汽车也多用木炭为动力，民间更无力购置自备汽车。而脚踏车也因为资源困难，价钱即贵，很少为私家占有，于是私家脚踏车租赁行业应运而生。刚开始，车行租赁有论小时和天数计算，后也有包月租赁，所付押金不等，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很大的行业。此类车行在1955年私营资本主义改造前仍见有。”

解放战争爆发，大量难民产生，上海人口数量也随之持续猛增，至1949年已达545.5万人，比1945年净增208.5人。大量移民为生计所迫需要东奔西跑，于是就成为自行车销售的新增市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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