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是，耶律德光出席大典的时候，头戴通天冠，身披绛纱袍，手执玉珪，完完全全是一幅中原皇帝的装束。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学者胡三省就此评论说：“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其实，不仅是改服中原衣冠，耶律德光改“大契丹国”为“大辽”，意指“蕃汉一家”，与后来忽必烈改“ 大蒙古国”为“大元”，皇太极改“后金”为“大清”，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淡化本民族的色彩，表示要做天下华、夷的共主。

至于“大同”的年号，更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其典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中最为有名的《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大同”是儒家学说当中“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最为美好的理想时代。按照汉代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同，犹和也，平也”，大同，也就是最和谐、最太平的时代的意思。中国古代大王朝的皇帝公开以“大同”为年号，公开以“大同”为目标，辽太宗耶律德光算是第一次，也大致是唯一的一次，从中不难看出耶律德光的雄心壮志。范仲淹、王安石等宋代的士大夫们后来所打出的治国旗帜，也是复“三代之治”，即超越汉、唐，重建“大同”。从这个角度上说，耶律德光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先行者。

无独有偶，在清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康有为也曾以“大同”为标题，写下了著名的《大同书》，集中阐发他所理解的理想社会。当代的一位伟人还不无惋惜地评论其人其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

那么，敢于以“大同”为年号的耶律德光，他找到了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了吗？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耶律德光起码是颇有些许体会：他一进入开封城的时候，就专门登上了城楼，任民众围观，还命人向惊慌奔走的开封市民喊话说：“我来开封，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太平的好日子。我虽然是契丹人，但也是人，大家都不要害怕！”他还曾当面向名臣冯道请教：“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又对文武百官们自信地表白说：“自今以后，不修甲兵，不买战马，减免赋税和徭役，天下太平矣！”可以说，如果耶律德光能够把他上述的见解真正落到实处的话，由他开创一个混融华、夷，并包中原、漠北、辽东的大辽王朝，绝对不止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

按照传统的儒家的政治文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大一统”，是第一位的，也是古代政权合法性最主要的来源。“自古帝王，非大一统者，不得为正统”，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是由中原华夏还是边地夷胡来具体地实现“大一统”，则是第二位的。当然，胡族入主中原要取得合法性，还必须“以夏变夷”，即服膺华夏文明。相应的，“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胡族若服膺华夏文明，推行仁政，中原则要开怀接纳，彼此无间。

大同元年（947）的辽太宗耶律德光，既手握有能力一统天下的强大铁骑，又主动地“以夏变夷”，服膺华夏文明，还表示要解救天下百姓，兴致“大同”、太平，他完全有资格也有可能坐稳中原的皇帝。此前的北魏拓跋氏是如此，后来的蒙元和清朝也是如此。更何况，五代的后唐、后晋以及后汉，都是由突厥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因而有“沙陀三王朝”的称呼。沙陀既然能做中原之主，炎黄的子孙“大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又有何不可？因此，当耶律德光入主开封时，冯道对他所说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