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我对她说：“你自以为是沧海之一粟，我却感到犹如爬珠穆朗玛峰，尽力攀登还不知何时能达到峰顶。”

她听了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将来如能到苏联去学习几年，回来我们再在一起工作，我还得跟你学习，你所学得的可能真成为珠穆朗玛峰了，我还得继续像你这时一样努力攀登。”

经过多日，我在党内同志、乐天照相馆的孙乐天家里，借到一本布哈林的著作、译成中文的《列宁主义初步》。她看到了，问我是从哪里借的，我对她如实讲了。她告诉我，布哈林已经成了右派，他的著作在苏联已被禁止阅读，只可作为研究参考，不能认为他写的都正确。

1932年冬天，哈尔滨比往年要冷，大雪降了几尺深，天空还是冻云不散，经常北风呼啸，雪花时飘。我住的单身宿舍在一幢二层楼上，是同邻居共烧一个壁炉取暖。这个邻居是《五日画报》社社长王岐山夫妇。他们夫妇不常在家，他们有时不生炉火，我也不做；所以宿舍就常冷冰冰的，寒气逼人。我那时穿一件呢大衣并不感到怎么冷，可是赵一曼每次来时都穿着皮大衣，还说我的宿舍像冰窖。有一次她批评我懒，要去代我烧壁炉，我感到难为情，就开始经常把壁炉烧得很暖。

传授地下斗争经验

一天午间，赵一曼同志正在和我谈话，有个女人没有敲门就推门进来，看见赵一曼，愣了一下，向我挤了挤眼就退回去了。赵一曼感到很奇怪。我告诉她，这是邻居王岐山的小女人，人很年轻，也很风骚。赵一曼说她看过《五日画报》常登一些时髦女人的相片，有些文字也不怎么进步。王岐山能爱上这样一个女孩子，也可见其为人。她还问《国际协报》编辑长王研石和王岐山是不是弟兄，我说不是，有个外勤记者叫王凤山的，他们是弟兄。

赵一曼说，她常看见王研石在大街上，拎着一个文明杖，有一种绅士派头。我说王研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他是有意摆架子，内心是爱国的，不甘心做亡国奴。他曾向关内报纸发过不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报道。赵一曼告诉我，只要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人，就应该团结他，让他走上革命道路。

一天深夜，我睡得正熟，被一阵急促敲门声惊醒。我立刻打开灯，没顾得上穿衣服，只穿一条短裤，赤着身子就去开门。门一开，就有一个面貌似曾相识的日本人，用冰冷的勃朗宁枪口触到我的胸膛，我急忙闪在一边。跟在他身后进来的有两个朝鲜族人，一个中国人，我都未见过。他们站在屋里巡视了一番，见只是我一人，那个中国人拿着一张相片，看看相片，又看看我，对那个日本人说了两句什么，这几个人就都转身向门外走去。我关上了门，听见他们又在敲邻居的门，声音也是很急促、很大。

我躺在床上，不晓得这些日伪走狗是什么意图，却感到很庆幸，他们在室内没有进行搜查，因在我的床铺下还藏有党让我转发的几本文件和一捆传单。如果被他们搜查发现，我就不得安生了。

第二天上班，听同事们议论，才知道敌人是在搜寻一个被绑架隐藏起来的人。

这天下午，赵一曼来找我，我对她讲了昨夜的事。她叫我不要再在报社宿舍里住，最好找一俄国人家租一住处，那样比较安全。她说，她就住在俄国一个老太婆家。这个老人只有一个女儿，不幸死了，老人就将女儿的卧室租给了她。卧室的一切陈设都没有变动，老人像对自己女儿一样照顾她的生活。老人感到安慰，她也感到幸福。老人很富裕，一切费用都收得很少。看她衣服不多，还将自己女儿生前用过和没用过的衣服借给她穿。她说，她穿的这件皮大衣就是那位老人借给她的，她不穿，老人还说，你挨冻，我心疼。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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