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气喘吁吁地说：“我再划一划。”我没有让，她就不划了。我们换了位置，她坐下后就掏出手帕擦汗，还轻轻咳嗽了两声。我把小船划到南岸，交了船，我请她到游船俱乐部去看一看，她说感到有些累，不想去了。我们沿中央大街走了一段路，她说要去找一个人，我们就分手了。

动员我参加抗日游击队

有很长一段时间，赵一曼没来找我。金伯阳说她到外地农村工作去了。当时我很为她担心，她是一个南方人，不熟悉东北农村情况，并且她的四川口音未变，很容易被人发现是外乡人，引起怀疑，暴露身份。没有想到她富有农村工作经验，从外地农村回来看我时，她对我讲，这次工作很顺利，还很成功。我看她的身体很好，精神也仍旺盛，只是脸色晒得黑些，嘴唇干得起了皱纹。她说：“很多同志把部队搞起来了，打了不少胜仗，游击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我想留下在那里长期工作，因为未经组织同意，我就回来了。汇报工作以后，又做了请求，到部队去，拿起枪杆战斗。你学过军事，去了有用武之地，不然，岂不是白学了？我们一起到游击队去吧！”

这次赵一曼说得非常恳切，我也非常动心。不久以后我就对金伯阳说了。他说，党组织搞宣传的同志们正在研究，想象跟北平一样，在哈尔滨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分会。他让我等一些时候再提请求，这样我就等待起来。

大约在7月，赵一曼又来了一次，问我请求到游击队去，组织是否有了指示。我说请示过了，让我等待。

8月1日早晨，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我还躺在床上构思一篇杂文，没有起来。这时赵一曼来了，我急忙穿好衣服下床，请她坐下。她笑着批评我说：“你真马虎，天亮了还没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我不晓得。”

她说：“这是我们党有了自己正规军队的日子，你都不知道，可见你对党的历史太模糊了。周恩来、朱德你知道不？”我说：“这我知道。”她说：“1927年这一天，就是他们在南昌领导起义，给党建立了正规军队工农红军。我们都学过军事，还要参加军事工作，连这个伟大日子都不知道，哪行？”对她的批评，我只是惭愧地笑了笑。她又作了自我批评说：“也怪我，我以为你对这个日子很清楚，没有给你讲过。”赵一曼平时就是这样，善于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那时哈尔滨的中共党员中，不只是新党员，就是老党员对于中共党史也不都十分清楚。因为那时还没有人写过一本党史，所有党的文件对中共党史的叙述也不系统。

这一天，赵一曼第一次给我一个工作任务：给总工会的《工人事业》报修改稿件。她让我在这个星期日上午10时到道外桃花巷报牌前，和一个左手拿着台湾草帽在看报的人接头。由这个人交给我稿件，我修改好后再定地点交还他。以后我照办了，和这个人接过几次头，修改过几次稿件，其中也看到了有赵一曼写的声讨汉奸罪恶的文章。

最后的相聚

9月１1日晚间，我坐在卧室桌前，打开相簿，望着上面母亲的遗像，不禁回想童年时期一些往事，想起母亲的辛苦，母亲的慈爱；正两眼满含热泪、感到悲痛的时候，赵一曼轻轻地推开房门，缓缓地走进卧室。我忙站起将相簿放在桌上，一边拭泪，一边请她坐下。

她坐在桌前，很惊异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我坐在床边唏嘘着，还没有回答，她看见相簿上我母亲的遗像，明白了，就安慰我说：“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你满27周岁了，还哭眼抹泪的，你应当化悲痛为力量，给多灾多难的祖国、多灾多难的人民多做些工作，才对得起自己的生身母亲。人们不说过么，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流泪有什么用？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流泪，这一点你应当向我学习。”

我说：“我也不想流泪，也不愿流泪。可是有时想起亲人，想起好友，眼泪就不由得涌了上来，这可能是我生理上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向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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