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来看我时，给我讲些问题以后，常到对面房间去看金伯阳和吴健。有时我也和她同去，认识了吴健。吴健有30多岁，是上海工人，在上海参加过三次工人起义。他额上有一块伤疤，据说是在一次浴血斗争中留下的纪念。他常给我讲他的革命经验，还教我唱革命歌曲。

金伯阳和吴健常换上工人服装，到三十六棚工厂和车辆厂的工人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有时赵一曼穿着朴素衣裳也与他们一起去。有几次我和她坐电车，电车上的女司机和女售票员都跟她亲切地打招呼，不让她买票，也不让我买票，下车时还不住向她挥手告别。

难忘的除夕之夜

19３3年春节前一天，三十六棚的两位工人给金伯阳和吴健送来半袋面粉和一盆和好了的肉馅，让他们在除夕包饺子吃。

这天晚上，赵一曼来了，我的小学同学黄吟秋也来了。他们让茶房借来面盆、面板和擀面杖，和好面，在对面房间里一面谈笑一面包起饺子来。赵一曼让我也前去参加。我说我不会擀，也不会包，她就让我摆饺子，下厨房烧水。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候在家过大年三十晚上的情景，我们这几个天南海北的人，竟亲如一家地在一起过年了。

元宵节这天，我买了几斤元宵，有枣泥馅的、山楂馅的、玫瑰馅的，请一曼吃。她吃得非常高兴，第一次问起我的身世来。

我告诉她，我生在辽河西岸一个小村子的雇农家庭，父亲在28岁时还在地主家当长工，不幸得了中毒性痢疾，没经医治就去世了。我当时还不满4 岁，母亲32岁，她为了把我拉扯大，每天起早贪晚给人纺线，维持困苦的生活。幸而还有伯父、叔父、舅父有时帮助。我在7岁时入私塾读书，家人都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前程的人。我在私塾8年，读的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的是孔孟之道，看的是地主官僚、土豪劣绅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后来考入县立师范，因为反对教员，被学校开除。然后进入日本学校，参加反日运动，被学校开除，还被通缉，遂弃文就武，讲武堂毕业后，进入军队。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感到国家要亡，人民受难，这才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听后对我很同情，也谈起自己的身世，说她是川南地主的女儿，和我这辽西雇农的儿子，正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后代。

可是她马上又说，她虽是地主的女儿，也受地主的压迫。因为在10岁时父亲死了，哥哥是家长，成了地主，对她是事事限制、压迫。她读了几年私塾，哥哥不准她去上中学，还要强迫她嫁人。她忍无可忍，就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她哥哥种种罪恶，发表在一个妇女刊物上，从此她就和地主家庭断绝了关系。她有一个姐夫是共产党员，培养她，介绍她加入了共青团，又帮助她考入了宜宾县立女子中学。她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时，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以后，党把她送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屠杀时，党又把她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在家乡工作，然后又到上海、江西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东北，在沈阳工作不久，就来到了哈尔滨。

她说，她在私塾也读过四书五经，还读过唐诗宋词，学过作八股文，作诗、作词。可是她非常反对孔孟之道，因为孔丘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孟之道竟将女子比做小人，她对此极端痛恨，到哈尔滨后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题为《滨江书怀》。她当时用笔写在一张纸上给我看，至今我还记得：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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