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与首恶之家，分头探听地方事情，一遇人命，即为奇货，或作死者亲属，或具地方首状，或为硬证，横索酒食财物，稍不厌足，公行殴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数。”在北京，万历初年，就活动着一个以锦衣卫成员韩朝臣为首的流氓团伙，“结义十弟兄，号称十虎，横行各城地方”；其中的一“虎”，与《水浒》中杨志的刀下鬼同名——叫牛二，与西城的李七、詹大、贾三、白云，及南城的李二、景永受等互相勾结，为非作歹，“科敛民财”、“诈骗人户”、“白昼打抢”、“盗拐人财”；牛二还霸占民女陈香儿为妻。他们甚至还“毁骂赶打”从宣武门大街经过的兵部尚书杨兆，公然“口称我们兄弟十虎，谁怕你官”，十分猖狂。而至明末，在北京城内，“又或十五结党，横行街市间，号曰‘闯将’。”他们比起牛二之流更形猖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明明是流氓，却以侠自居，有的人甚至用猪头冒充人头，声称为人报了仇，以大侠自居，从而骗得了大宗银两；无怪乎时人沈风峰对此感慨系之地说：“自易水之歌止，而海内无侠士千年矣，即有亦鸡鸣狗盗之徒。”此语也许有失之偏激之嫌，但仍不失为一针见血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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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也可以说在整个古代，在所谓侠中，固然确有少数人锄暴安良，劫富济贫，扶困救危，在历史上留下美名；但是，从总体上看，特别是在明清，侠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的帮闲、打手，也是流氓的别称。明代——包括清代的武侠故事、武侠小说，是明清流氓阶层生活的一面镜子。即以明代的武侠小说而言，如“大闹禁魂张”的宋四公之流，分明是在黑吃黑，落得个“鳖咬鳖——一嘴血。”当代的武侠小说，是明清以来武侠小说发展的结果，某些明清时期的侠，至今仍是一部分武侠小说讴歌、描绘的对象；这样看来，中国武侠小说的先天不足之一，就是追溯其历史渊源，赞美了流氓阶层，而且说真的，今日风行的某些武侠小说，即使是正面描写的武侠英雄人物，我们从他们往往粗暴、乖张的行为中，仍不时感到流氓气息的阵阵袭来；而一些武侠小说的“拳头加枕头”的所谓新潮流的出现，更使这种气息浓重了。近日与一位学者聊天，说起武侠小说，没想到他竟这样说：“老兄不是研究过蒙汗药吗?我看有一些武侠小说，就是青少年的蒙汗药!”现在看来，此话虽偏颇、尖锐，但却隐隐道出了一个道理：不能忽视武侠小说的消极面。事实上，这也正是武侠小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之林中，能占有一席之地，但始终成不了参天大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半个世纪前，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这种深刻的洞察力，实在让人佩服。说到武侠小说，之所以能风行当代中国，固然有种种原因，但主要的，我以为正是中国社会还有武侠小说气的缘故。这个气不是别的，正是传统武侠小说所刻画的封建主义气息。是的，在中国大陆上，早已实行了社会变革，但封建主义残余还严重存在，《水浒》、《三国》及武侠小说里所描绘的一些人和事，还有老模样或新形式，继续活动着，有时简直让你难以置信，千百年的古今界限竟然似乎根本不存在，但这却是铁的事实。聊举一例——让我们还是回到蒙汗药的老话题上来，大概很多人难以想象，至今还有人干着用蒙汗药谋财害命的勾当，近年的报刊，时有所闻。如：就在今年年初，《安徽日报》载：
前一时期，安徽省沿江一带连续发生几起“蒙汗药”案。
铜陵一工人李某，去望江县华阳河买河蟹，有一青年要当场教他“药功防勇”术，说是吃了他的药，会有“爆发力”，就抓出一把似油菜籽般的药粒，让李某吞下。李某吞下后……始则兴奋，继则晕乎，最后不省人事。那青年就……将其身上四百元钱和一块钻石手表劫走。
不多久，又出一事。一个从浙江萧山来的推销员潘某，在贵池县青峰岭摆药摊的老妪处诊肩周炎。忽来一年轻人，说谁吃他的药可治肩周炎。潘某……接过药吞服，立时觉得迷糊起来，跟着年轻人东转西拐……等苏醒过来，他发觉自己在芦苇丛中昏睡了一日两夜，又发现身上千元巨款、手表、衣服统统没有了。
公安机关侦查时，又出了另一案。在铜陵县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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