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军委发出命令:“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兵团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第二天,东北边防军以志愿军的名义正式跨过鸭绿江出战。
根据时间可以看出,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是很紧迫的。而让粟裕以及后来的林彪担任司令员是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和准备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了志愿军统帅的人选,早在边防军组成后,中共中央和军委曾考虑在边防军出动时,由粟裕或林彪出任统帅,但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彭德怀临危受命,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但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粟裕没有就任东北边防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给抗美援朝作战带来了两个极大的不利影响。第一,因为这个关键位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留给粟裕的,所以边防军的司令部一直没能组建,代替他暂时指挥边防军的高岗没有(也不熟悉)进行实质性的备战工作,更多的作用是负责后勤准备。边防军的训练工作则仅仅依靠13兵团的兵团部组织。这样的做法对于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影响还不大,因为13兵团以前就有东北作战经验,调到东北的时间又早,对入朝作战有准备。兵团部也可以具体指挥到各军,后勤补给也熟练。可是兵团部毕竟是兵团部,辐射力有限,和野战军司令部(边防军司令部)有根本的区别,无法很好地照顾各个兵团之间的协调。这一点从9兵团入朝就开始表现出来,一直延续到第5次战役。具体表现便是调动混乱、后勤不力、各部队不熟悉战场和敌军、指挥部不熟悉各兵团战斗力。
第二就是由于彭德怀是临时上任的,从未到过东北的他不很熟悉战场,既不熟悉敌人,也不熟悉参战部队,同时也没有整体作战计划。正如他本人所说:“我从未打过这样的仗,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联合国军进到什么地方。”可以假设,无论是粟裕1950年7月或林彪1950年 9月初就赶赴东北,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势必要带去一套野战军司令部的人员(粟裕本来已经在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并对朝鲜局势密切关注,时刻根据变化来判断战场态势,并对中国军队入朝所需的人数、火力配备、后勤保障、出国时机进行统筹安排,并及时发现问题,迅速改进。因为粟裕、林彪均不能到位,使本来应该由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做的事情,都靠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北京完成,这样的缺点是远离前线,脱离实际,反应周期过长。这是历史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
在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同时,中共中央为了早日恢复粟裕的健康,与苏联协商,决定粟裕去苏联继续治疗。1950年11月2日,粟裕抱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并作了《主次战场与现代化战争》的讲话,就抗美援朝中的主战场与次战场、突击方向与牵制方向、持久战与速决战等军事战略以及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与如何应对原子弹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中央安排他去苏联治疗,他在会上说:“我感到不安,因为时局紧张,任务很紧迫。只有等休养好了,再回来同大家一道工作。”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对因病未能率军出征朝鲜的自责之情。
1950年12月,粟裕到达苏联。在莫斯科经过1个月的初步检查,诊断为长期过度疲劳及受伤次数较多,且有两次伤及脑神经,需较长时间治疗休养。而后又检查出整个肠子错位,互相扭结。医生判断为战争中翻滚、摔打、跌撞过重、过频造成的严重内伤。直到1951年8月,粟裕的身体才基本痊愈,于9月从苏联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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