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向约瑟夫·斯大林做出妥协的部分代价就是支持俄国在满洲享有“特殊地位”的要求：控制南满铁路、大连和旅顺港。在几个月后被告知这场交易后，蒋不情愿地接受了。更有甚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三天之后，俄国人出兵满洲，解除了日本人的武装，然后把这些武器交给了中国的共产党人。蒋对此并不惊讶。即使当他与共产党共同对日作战时，蒋经常说：“日本人只是外伤，而共产党却是癌症。”

“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

华盛顿对中国的前景做出了如下几个论断：

蒋介石可能会被共产党击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对他的援助被“贪污”了。

在他走入穷途末路之时，不要对他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来帮助他，美国也不要压服他下野并为其他人让路。

在由共产党绝对控制之下的一个由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可能会成立。有些认可此事的华盛顿的顾问们仍然认为美国应对联合政府进行援助，以期壮大非共产党的力量。但这项工作如何实现还不清楚。

华盛顿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下一步是什么？它还没有防止“中国悲剧”在亚洲其他地方重演的计划。它还没有对一旦共产党全面掌权，“解放中国”的艰苦性做出估计。

英、法两国的领导人抱着同样的希望，即美国“无效之后不要再把有效的钱投给”中国。荷兰驻联合国代表团的J.H. 冯·荣仁先生希望不再做拯救中国的另外的努力。稍后，他表示了假如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那么其他亚洲国家也会早晚跟随其后的担心。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反弹将会是灾难性的。”

假如中国的陷落意味着一个共产主义的远东（正如欧洲的政治家们设想的最终的结局），那么马歇尔计划的美元对欧洲也没多大的帮助。比如荷兰，直到它恢复了以前与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贸易，马歇尔计划所做的一切才能帮助它克服难关。一个共产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将会关闭这种可能性。目前在马来亚，英国正在与共产主义进行一场不顾一切、但有胜算的战斗。在他们的支持者当中，马来亚有近百万在中国出生的华侨，他们目前是反共产主义的。假如中国走向红色，那些中国人会趋向于转变；共产主义可能会接着关上马来亚的大门，它目前的贸易美元是每年2亿美元。

克里姆林宫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假如亚洲走向红色，欧洲就不可能复苏的基础之上。欧洲明显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些大讲欧洲是比亚洲“好的投资地”的华盛顿领袖们也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是同样的投资。

西方对亚洲共产党力量低估的悲剧不是在蒋介石或乔治·马歇尔的错误中发现的。它并不仅仅是对某个个人或某个派别的责备。整整一代西方外交官、军人、新闻工作者、学者、传教士和商人都对亚洲出现的西方化和进步击掌相庆，但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事实同时具有毁灭性与建设性的双重效应。

对这场亚太危机最好的重新评估可能是最近发布的一个100页的小册子，它带有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第五附属小组的标记（由国会议员弗朗西斯·P·博尔顿领导），美国人可以指望他们的国会拥有几乎所有的东西。这个文件以解析般的精确和道德激情写出的，它解释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可以作为一个类别，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进步主流之外的任何工业落后国家重演。博尔顿的报告说：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才出现工业能源的运用、生产与组织，大约比充满活力的复兴时期的欧洲晚了400年……中国不得不用15世纪的政治来面对19世纪的进步。即使在欧洲，进步所产生的力量也如那些伟大的宗教战争和法兰西革命一样具有爆炸性……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出现之前，法律是以古老的习俗为依据的……作为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的立法机构，政府是未知的，法律在制定之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法律是会在将来不断变化的法律。从习俗运行作为法律到由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意味着从思想、原则、传统的统治向指挥的权威、组织的权威和我们所称之官僚机构的权威的巨大转变。这是所有事物在本质上的变化，它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并将一个人类群体演进成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或民族国家……

“中世纪的西方人同意或赞成已知与不间断的法律的实质。现代西方人却永远不会完全了解他将来的法律，因为它始终处于被缔造之中。同意与赞成不是赋予了实质，而是赋予了有权缔造法律的权威。为了建立民主，不仅必须自由挑选代表，而且还必须首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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