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陈毅还有更大胆的梦想，可能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他曾写道：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陈毅的20万人马将向西——挥师南下直指长江。

自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以来，中国的前景还从未如此痛苦。在满洲，共产党的秋季攻势已经击溃了国民党；生死攸关的华北走廊正遭受猛烈攻击。在一代之内，国民党正在做第二次大撤退。为了省出人力物力打一场长期消耗战，孤立的据点正被撤空，战线正被缩短。

国民党这种撤离行动的一个例外是沈阳，全中国最好的武器库所在地。过去两周内，蒋介石总司令两次北飞到这里与卫立煌司令进行商议，并敦促他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长春正在闹饥荒，当地驻军向南挺进，加入了沈阳部队。卫的纵队驱车南下，收取营口港，以重新打开沈阳的海运门户。卫军大部则向西猛攻，以解救锦州。

卫军没有成功。锦州上个星期也失守了，这里原本是国民党通往沈阳和长春的生命线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当初，国民党架设了一条通往沈阳的天桥：铁路上经锦州可从华北接受补给，海上又占有葫芦岛这一港口。锦州的失守使得沈阳的补给依赖于营口（十一月为冰冻期），除此之外，则要靠从北平（北京旧称）和天津飞来的漫长而危险的空运。

尽管这已经够糟的了，但锦州的失守还带来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威胁：有了锦州之后，通往华北的东北门户就向共产党洞开了。

这一新的威胁使得华北司令傅作义处境危急，腹背受敌。两周以前，共产党的部队经长城以北、大同以西向北推进。当傅的部队急奔向西去击退他们时，共产党的另一支部队又在它们后面从北面直袭北平以西的铁路线，企图彻底截断铁路，并把傅部分割成两半。如果共产党军队的计划成功，那么北京、天津以及整个华北都会失守。

南面，共军完成了对山西省会、富裕的太原的合围，准备作最后一击。像沈阳一样，太原有一个很好的武器库。几个月前，在共军对太原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国民党的空降部队赶来挽回了败局。这次，人数处于劣势的4万守军看起来得独自应付了。

太原东面，攻下济南的陈毅将军，已经完成了对山东的清剿，并已向南对山东以南边境对面的主要据点苏州造成压力。

在陈将军南面，共军的进攻掌握在刘伯承将军手中。刘一面沿铁路线向南机动，一面从他的主力中抽派了一支纵队拼命南下至信阳一带，以摸清该城以南铁路沿线的防务情况。如果刘能够切断铁路的话，那刘就会将信阳置于包围之中，并使十多万国军受困。此外，通过切断铁路，刘也能与其南面的共军连成一片，对汉口至宜昌段的三峡构成威胁。

正当汉口守军打起精神准备迎战刘的进攻时，跟天津、上海以及中国所有的商业城市一样，汉口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前线崩溃这一更为急迫的威胁。

1948年10月中旬，有些成队的苦力正在码头上往浅底的渡船上装货。突然来了一个相反的命令，叫把已经装上船的货再卸下来。汉口的禁运令是为了挽救日益萎缩的股票所做的最后努力。

汉口正受到经济封锁，在遭受各种限制、通货膨胀以及贸易的普遍枯竭之后，这个曾经被自豪地称为“中国的芝加哥”的城市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除了汉口的麻烦以外，曾经被誉为中国经济救星的金圆券也呈现颓势。在黑市上，金圆券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官方的4比1跳到了15比1。农民们根本不要金圆券——他们卖东西收的是银元。商人们也在黑市上抢购大洋。当被问及这些非法买卖时，一个老板回答说，“没有法子，没有别的法子。”

这位老板对政府很不满。问他怕不怕共产党，他耸耸肩膀说，“我们生意人要的是和平跟稳定。至于谁来给我们，我们现在差不多不太关心了。”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沈阳失守，国民党军队的撤退已变成了溃退。1948年11初，当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大本营时，南京方面接到了以下电文：“无需报告，无法走出办公室，再见。”此后，国民党的飞机开始对该城进行轰炸。

撤出沈阳的决定是蒋介石在北平与其他高级将领举行的紧急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召集之前，政府重新占领了营口，从而在沈阳的包围圈中打开了一个出海口和长达100英里狭窄的通道。

但是不幸的是，要想从营口进行整个满洲的大规模撤退行动不再可能了。这次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廖耀湘将军的12个师能否保持逃亡通道的开放，以使剩下的7个国民党师得以逃脱。但就在此时，共产党的电台宣布，廖士气低落的部队已经被歼灭。意义重大的是，共产党的广播还补充说，这场大劫发生在“美国选举前夕”。

共产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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