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加拿大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战备措施。30年代初，加拿大国防部的年度总开支仅为1400万加元，军队几乎完全不具备作战能力。全军没有一门高射炮、没有一辆坦克；空军只有25架已经过时的飞机，但没有一架轰炸机；而海军也只有两艘可用的鱼雷驱逐舰和一艘老掉牙的扫雷艇；全国没有军火工业，没有能够制造步枪、机关枪或火炮的设备。加政府在重整军备方面的第一个举措是成立“加拿大国防委员会”(Canadian Defence Committee)，其成员包括：总理、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第 二个举措是推出重整军备的方案。1936年9月，联合参谋委员会(Joint Staff Committee)提出了一项重整军备特别方案，计划在未来5年内支出约2亿加元，其中第一年的支出额为6500万加元。第三是增加军费开支。加政府将当时的每年约2300万加元的军费增加到1937－1938年度的约3300万加元和1938－1939年度的3500万加元。因此到二战爆发时，加拿大军队的情况已有所改观。

二

从上文所述可知，直到抗战初期，中加两国之间缺乏相互间的关注，两国关系处于无关紧要的低层次水平上。在中国寻求合作和援助的国家名单中，并不包括加拿大；加拿大则对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一知半解，甚至漠不关心。其根本原因是双方在历史和现实上的相互依存度很低，很难将对方在对外事务方面排在较显要的位置上。早在1908年中国已在加拿大设立领事馆，派驻外交官，但加拿大并没有按国际惯例采取对等措施。其对华关系仍由英国代理。两国在民国建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加拿大政府为推动对中国出口小麦和其他货物，向中国派驻了一名官方贸易代表，常驻上海。在 20世纪20年代，加政府数次派遣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1931年，随着加拿大获得完全主权国家的地位，中加关系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加拿大在中国首都南京设立了第一个领事馆，暂时由1928年设立的加拿大驻日本公使馆代管。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加拿大借机向日本大量销售战争物质，这种情况持续到欧洲战场的军事冲突爆发后的1940年。加拿大跟随英国参加欧洲战场的战斗之后，加拿大和中国成为二战中的盟国。出于在战争中共同对付日本的需要，使得中加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此时，中加两国都有提升双边关系的愿望，因此事情的进展十分顺利和快捷。1941年7月31日，加拿大枢密院批准了外交部关于在中国设立公使馆的提议。8月11日，提议最终获得英国国王御准，完成了加拿大方面的全部审批过程。加政府随即要求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方面就此提议进行谈判。1941年8月24日，有关谈判取得圆满成功，两国决定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同意尽快交换公使。不久，两国在对方首都的公使馆开馆，中国驻加拿大公使刘师舜和加拿大驻中国公使欧德澜均到任。至此，中加两国的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随着中加公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亦得到确立。战争期间，加拿大本土并无战事，主要的作战地区是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而中国担负着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重任，无暇他顾，因此中加两国的军事合作自然是体现在加拿大对中国抗战的军事支援上。加拿大方面对华事务的具体主管是驻华公使(后任驻华大使)欧德澜(又译奥德林、奥德伦，Victor W.Odium)将军。欧德澜出生在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一位成功的军人、商人、政治家和外交官。他年幼时在日本住过3年，从此开始具有很深的东方情结。从1899年参军到1941年退役，欧德澜曾服预备役和服现役，军衔由列兵直至少将，二战初期担任加拿大第二师师长，在欧洲战场指挥作战。其间，他曾主办温哥华《每日星报》，并参加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省议会竞选，成功当选省议员。1941年欧德澜退役，出任加拿大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相当于驻英联邦以外国家的大使)，成为加拿大在澳大利亚的最高外交代表。

军人出身的欧德澜之所以愿意离开悠闲舒适的澳大利亚到中国工作，就是为了离前线更近一些，因而对中加军事合作关系方面的工作特别热心，一直作为他的主要使命之一。到任伊始，他就对中国的状况进行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抗战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一，国民党军队内部缺乏诚信、士气低落、体质很差、补给不足、腐败盛行、战斗力低下，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不是用来与日本作战，而是只用来遏制和封锁中国共产党”，但他没有放弃加强这支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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