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协定》是中加两国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中国是抗击日本的主要盟国之一，加拿大是在欧洲对德作战的主要盟国之一。两国在军事上的携手，进一步增强了打击德意日法西斯的力量。刘师舜公使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盛赞中加友谊及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今日欧亚两洲均正在进行大规模海陆战争之中，全世界守法与爱好和平之人民，正在对野蛮与专制之侵略，艰苦奋斗……。在此项奋斗之中，加拿大人民之生命力，足智多谋，及大无畏精神，已引起中国人民之深切同情与羡佩。现在两国正为保障自由、正义与世界文明而并肩作战。吾人相信彼等之共同利益与战友交谊。必将构成日益增进与永久存在之友谊的强固基础。

再次，《协定》是世界军事史上合作的一个典范。中国是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拥有较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军需品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加拿大国内无战事，虽然人口较少，但军需品生产能力很强，能够在满足本国在欧洲战场作战的军队需求之外，对中国提供军需援助。刘师舜公使在1943年1月3日参观蒙特利尔的军火工厂后，感慨道：“加拿大军事工业之成就至足惊人，且其产品数量，出人意料之外。……如希特勒能有同样机会，亲眼看到此项成绩，也要大吃一惊 ”。因此，两国在对敌作战的资源配置上达到了优化的效果。

四

抗战期间，随着中国与加拿大结成盟国关系，两国关系全面提升，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缔结昭示平等地位的《中加为废除在中国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事件条约》。军事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纵观抗战期间中加军事关系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加军事关系与政治关系密切相关，其发展相互对应。中加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尤其是欧德澜公使到任之后，两国军事关系始得以建立。作为两国关系达到新高潮标志的《中加关于加拿大依照1943年加拿大战争拨款(联合国互助)法案以加拿大战争供应品供给中国所适用之原则之协定》和《中加为废除在中国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事件条约》亦分别在1944年3月22日和4月14日签订，前后仅相隔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两个条约当时在两国关系中同为最重要的条约。

第二，中加军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加军事关系是二战时期盟国之间加强军事合作的同盟关系的一部分。两国通过在军援、交换情报等方面的合作和支持，壮大了盟国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步伐。双方都十分需要和珍视这种合作。加拿大总督阿士龙伯爵 (Earl ofAthlone)指出：“今日加中两国人民正在抵抗同样敌人。彼等将继续为自由与正义并肩作战，直至胜利完成为止。我两国准备战胜凶悍敌人之努力，使我等益加联系，余知其必将构成日益深切之友谊的基础。”

第三，中加军事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是加拿大向中国提供军援。中加两国在并肩作战中相互支援，结下了牢固的战斗友谊。尤其是在中国抗战急需武器装备和其他作战物资之时，加拿大慷慨给予援助，更是弥足珍贵。刘师舜对此评价道：“中国能与如加拿大之有价值盟国联合，引以为豪，且对自战争开始，尤其互助法案成立以来，由加拿大取得之援助，至为心感。由加拿大供给中国之日益增强的助力，必将对中国士气及中国在胜利中所作之最终贡献，有良好之影响。”

第四，在中加军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欧德澜的个人作用突出。其本系军人出身，有少将军衔。二战开始后在欧洲率军作战。为更加靠近前线，他离开安宁舒适的澳大利亚，到条件艰苦的中国上任。他在驻华公使和大使任内极为关注军事事务，多次提出对日作战计划和构想，促成了1943年加拿大互助法案的签订。但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加拿大的战略方针，欧德澜作用的发挥亦受到了较大限制。

最后，中加军事合作的影响较为有限。与中苏、中美或中英军事合作的水平相比，中加军事合作排在较次要的位置。中国方面则担负抗击日军主力的重担，无力对加拿大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援。在争取外援方面，中国主要从美国、苏联和英国等盟国寻求军事合作和援助。同时，加拿大除战争初期派遣两个团的兵力参加香港保卫战之外，亦无力派兵参加中国战场的作战。即使是在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之后。加拿大也没有移军太平洋战场或中国战场的打算。所以，加拿大对二战胜利所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欧洲战场，而非太平洋战场或中国战场。

本文摘自:《史学集刊》2009年第1期 作者：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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