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要贬低中国军队，而是要找到能够加强这支军队之处。对于加拿大而言，最为理想的是看到一支做好战斗准备的、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以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我们要竭力使得这样的军队成为现实，这样做是值得的。(当然)这样的军队目前还未问世。

其二，重庆方面的战报只是虚假的宣传，毫无价值可言。欧德澜发现，每当中国军队作战不力，遭遇挫折的时候，官方战报和新闻报道总是作与事实相反的描述。而且，政府宣传机构玩弄“蓄意编造——诱人相信”的伎俩，用不断重复的方式进行饱和轰炸，企图以此将虚幻变为现实。欧德澜本人就不相信重庆政府的宣传，称“中国的局势完全不是表面上所呈现的那样，完全不是媒体所告诉你的那样。”外国新闻机构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以为世界的新闻机构将会与往常一样毫不质疑地转发这种纯属编造的陈述文字。如果这些新闻机构照此行事，那么这只会再次表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欺骗有其用处，并不会为此付出代价。”

其三，国民政府缺乏作战意愿和军事战略，只是坐等盟军击败日本，但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欧德澜声称，这一点连他所遇到的中方人员都直言不讳：

我所遇到的可信赖的中国人都不会掩饰中国在过去两年内并无作战行动的情况。当我敦促中国军队应当重新投入战斗，从而使得中国在结束战争的商讨中拥有声望和影响力时，中方人员的反驳并不是指出“中国正在并且一直在战斗”，而是辩称“整个世界都应当记住中国在战争初期所做的和所遭受的一切”。

直到1944年中期，欧德澜发现中方的态度依然如故：“中国方面认为他们不必战斗，因为联合国家迟早会打败日本，并将其逐出中国。”至于重庆方面宣称的“以空间换时间”的军事战略，欧德澜驳斥道：“这不再有任何意义。中国不再以空间换取任何东西，因为日本人并不打算向前挺进”。

不过，当这位加拿大使节于1945年3月回国度假返任之后发现，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军队开始具有新的“战斗精神”。据欧德澜的观察，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因素的影响：

(1)赫尔利和魏德迈被派往中国取代高斯和史迪威之后，很快使局势发生彻底的变化；

(2)中方与美方随之进行了毫无保留的合作；

(3)中国的作战军队在美国负责其训练和装备之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进步。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中国对于胜利的信心增强：“对战争的乐观主义春风吹拂中国大地。这在政府、军队、商界、大学和新闻界都随处可见。当然，这种乐观主义甚至还蔓延到了外国人社区。”

最后，外界对中国的认识还存在着另一种偏差和扭曲——对中国战争努力和领导人的肆意贬低和诽谤。欧德澜在描述在重庆外交使团的情况时说：

我发现重庆沉浸在一种居心叵测的中伤的诽谤的氛围之中。我从其他外交使团得到的信息使我不寒而栗。幸运的是，从一开始我就洞察了其中的歪曲和怨恨。这些人并不想要看到中国的长处，而是要尽量给中国抹黑。

欧德澜本人对蒋介石就颇有好感，认为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蒋是值得信任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并非是能力卓越之人，但集勇气、敏锐的洞察力和精明的气质于一身。以其双手、特质和个性，蒋使得中国保持统一。”“展望未来，如果委员长无法行使权力和掌握权力，如果他满足于听任其手下专心巩固他们自己的职位，那么一场冲突就将爆发。在那样的情况下，要么共产党将得到扩张并成为国民党之外的另一个选择，要么中国将陷入更大的灾难，分崩离析。”同时，欧德澜也看到了蒋介石在军事领导方面的不足，比如，蒋喜欢越级直接向师级部队发号施令，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加拿大对蒋作为军事领导人的能力不能高估：

尽管蒋介石的才华也会灵光乍现，但他并没有将其军队建成一部整合良好的机器。比如他没有能力指挥军队在欧洲登陆和建立“第二战线”。这个任务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所及。

三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判断，加拿大方面在抗战期间中加军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并寻求与中国方面的合作。欧德澜作为加拿大政府的最高外交代表，主动出谋划策，在其中起到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当然，加拿大在二战中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欧洲战场，对太平洋战场投入的力量微乎其微，所以欧德澜的努力充满波折，一再受挫。

首先，欧德澜争取加政府向中国派遣作战部队和运输部队，直接支援中国的抗战。为此，他先后向加政府提出了多项建议。在抵达重庆后的第三天，欧德澜就致函金总理，提议派遣一个或数个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飞行中队来中国战场。其任务可以是作战，也可以是空运补给。他认为此举不仅能够在战时推进加拿大在中国的“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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