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常规潜艇都不能自主研制的情况下，上马研制导弹核潜艇，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核潜艇的研制是和其他核武器的研制同时进行的，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懂核技术的人才。除了少数几个科学家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核的了解还很肤浅。而美国和前苏联虽然已经制造出了核潜艇，但其技术属于高度核心机密，中国根本不可能得到。我国核潜艇在研究之初，研究人员手中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有些模糊的核潜艇外形照片，至于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和核动力装置，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研究人员不仅缺乏起码的关于核潜艇的资料，而且当时的研究条件极为落后，没有高性能计算机，也没有先进的测量仪表。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偶然发现有人从境外带回一个玩具潜艇，我们也反复揣摩、研究，想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研究条件下，核潜艇总体组靠集体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于第二年就拿出了核潜艇总体方案的构思。

中国核潜艇研制计划刚刚提出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间，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聂帅当初提出计划时考虑的措施之一。

1958年10月，中国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苏，达成了从苏联引进部分海军装备的协议，并于1959年2月4日正式签订。这就是著名的《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方面向我方提供了常规潜艇的技术资料和设备，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制造，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和几种舰艇等。尽管苏方对校潜艇的技术资料十分保密，不肯吐露实质性的内容，但还是回答了一些关于核反应堆方面的枝节问题。

赫鲁晓夫之所以对中国还比较友好，是因为当时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比较激烈，赫鲁晓夫为稳定自己的地位，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自感地位已经稳固后，他那唯我独尊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的面目就逐渐表露出来。正是他这种老子天下第一，要加强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控制”的立场，导致了中苏之间关系的破裂。

赫鲁晓夫任职期间，曾两次来华访问。关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刚刚开始建造柴油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时，我们的海军部门便建议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能同意在中国建立一座长波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与在太平洋航行的我国潜艇部队保持通讯联络。”为此，赫鲁晓夫指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进一步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

关于当时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内幕，在美国某大学国防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供职研究核潜艇的美国教授约翰·威尔逊·刘易斯是这样讲述的:

“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拉季翁·扬·马利诺夫斯基已写信给彭德怀，倡议在1958至1962年间中苏联合建造一个长波无线电传输中心和一座远距离无线电接收装置。苏联将为这两座装置提供70%的资金。北京把马利诺夫斯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控制我国情报和保密通讯’的企图而予以驳回。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独立自主权的问题。在他们的自力更生定义中，这属于控制企图。因此，彭德怀于1958年6月12日通知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同意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但由中国人自己花钱建造这两座装置。7月11日，莫斯科突如其来地抛出了一份协议草稿，主张两国联合经管这两座通讯台站，而由苏联支付全部费用。北京方面对这份草稿作了大量修改，中国人表示要建立并拥有这两座无线电通讯台站，并仅就他们不能制造的设备和材料向苏联发出订单。

“随着紧张关系的升级及两国对草稿的针锋相对的做法……苏联选择这个时机向中国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要求建立一支联合潜艇部队，从而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周恩来6月28日的信要求为中国海军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使莫斯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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