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诚恳地告诉他，核动力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

“还没有等我说完，毛泽东就激怒起来。

“接着我告诉他，希望在他的港口设立长波电台，中苏组成联合舰队以便于核动力潜艇在沿海进行活动。

“毛泽东更加愤怒，他突然站了起来，挥舞着他那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自己搞。

“这样，谈判不欢而散。”

10月1日这天，赫鲁晓夫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中国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他指着正在天安门前通过的民兵方队说:“这，将是核导弹下的一堆肉。”接着他阴沉着脸告诉毛泽东，苏联准备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话说到这个份上，由苏联援建核潜艇之事不用再提。毛泽东愤然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成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勇当先，拼命搞出中国核潜艇的源源不竭的动力。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中苏关系开始全面紧张。到1962年，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原子能专家。全面依靠前苏联技术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此时，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以及政策上的失误，从而使整个经济建设处于最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坚决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同时，经过冷静的思考，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建设八字方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国防尖端技术问题，根据当时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状况，确定国防科研工作“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把研制原子弹、氢弹放在第一位，其他项目都要重新进行调整以缩短战线。

根据这一方针，海军与有关工业部门一起分析了海军装备建设面临的矛盾和形势，大家认为，在当时科研力量不足和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海军要集中力量仿制改进几种型号的常规舰艇，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本着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集中力量进行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研究，其他项目暂时停止。当海军和二机部将这一意见上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审批了这个报告，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项目先暂时下马。并明确指出:科学研究是长期任务，应该保留一部分少而精的骨干力量，集中研究解决核潜艇的一些关键项目，以便发展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为下一步恢复研制做准备。

面对这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大家默然无语。陈毅元帅还是舍不得下马，提出:“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要八年，十年或十二年，都应加紧进行。”

然而，无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以当时的国力确实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这两个大摊子，核潜艇工程最终还是下马了。

核潜艇工程下马之后何去何从？海军领导和舰艇研究院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做了多次研究，舰艇研究院院长刘华清和政治委员戴润生还向聂荣臻元帅做了汇报。中心意见是:我国的原子事业应由两大块组成，一是原子武器，一是原子动力，从长远考虑，核工业动力潜艇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一句话，核潜艇工程的种子要保住，只要种子还在，就不愁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这份报告，与这份报告同时上报的还有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份报告，二机部也不希望核潜艇工程彻底下马。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开会进行了慎重研究。

1963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艇总体等关键项目的研究，为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完成设计试制核潜艇作技术上的准备。

50的多人队伍，承担庞大的核潜艇工程，显然力不从心。但是以总工程师彭士禄为首的核动力研究室已经很满足了，他们坚信核潜艇工程还会有重新上马的一天。他们边学边干，为核潜艇工程作理论上的准备。在渤海湾望海寺旧址上，有几排平房，彻夜灯光通明。这里住着留下来继续研制核潜艇的科技人员。天，是那样的寒冷，没有煤火取暖，房里冷得像冰窖。粮，少得可怜，不能维持一个人的正常需要，经常饿得肚子咕咕乱叫。“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去战胜任何困难，他们每天忍饥挨冻通宵达旦地埋头工作。为了培养科研力量，彭总工程师和蒋滨森等几个了解核动力的专家给全研究室开了5门课:反应堆物理、工程热力学、自动控制、结构以及动力装置。

这50多人就是核潜艇工程的种子！他们惟一的愿望是尽快渡过这段暂时的困难时期，努力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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