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如果把聂荣臻的讲话印发下去，显然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有些话也不能对群众公开讲，有些话可能对聂荣臻本人不利。就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同志左右为难之际，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决定借鉴原子弹工程使用的“特别公函”形式，由中央军委发出，为核潜艇工程扫清障碍，增强信心。

“特别公函”的形式，只是在研制原子弹时使用过。那份“特别公函”，曾经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参与原子弹工程人员的积极性，动员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保障原子弹研制的顺利进行，终于使原子弹如期成功爆炸。

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起草这份“特别公函”时，很费了一番脑筋。公函内容十分策略，最前面的显要位置，赫然印着毛主席的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公函的信的内容是: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公函的措辞也十分特别，都是用毛泽东讲过的话或词语串联起来，是那个时代特定的产物，但也确有异乎寻常的作用。

1967年7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特别公函”。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派人带着这份公函，到有关省、市和工厂、研究所宣读。面对这份“从天而降”的“尚方宝剑”，广大科技人员欢欣鼓舞，而那些善于以“文化大革命”冲击生产的“造反派”们，也不能不掂量一下这份公函的分量。

在核潜艇研制受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给予特别关照，连续作了几次批示:

1968年2月28日，毛泽东批准海军建设核潜艇基地:1968年4月8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电示，抽调陆军1个师的部队支援核潜艇总装厂的建设:1968年7月17日，毛泽东签署电报，命令某军区派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和核动力研究所的建设:1969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示某军区派1000人的工兵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建设。

中央军委的“特别公函”，毛泽东的连续重要批示，对积极进行核潜艇研制却饱受冲击的科技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定心丸”；对那些热衷于搞阴谋诡计的“造反派”则是一个打击，他们再也不敢以抓革命的名义来破坏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了。

在那极端动荡的岁月里，周恩来想方设法为科技专家排忧解难，保护他们。他要求各单位列出必须重点保护的科技专家和技术骨干名单，经他批准后，由各单位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能够正常地从事科研工作，并要求经常向他报告执行情况。面对造反派疯狂的“打”、“砸”、“抢”，周恩来坚决指出:“毛主席讲的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坚持。”

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巨大关怀下，“文化大革命”才不至于全面冲击到核潜艇工程，工程得以继续进行。1968年11月23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

核潜艇开工后，为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于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工作。不久，海军政委苏振华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成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罗舜初、赵启民，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六机部副部长边疆，国防工业办公室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张元培，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如洪，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侯向之，舰艇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等。

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多次联合召开核动力装置科研攻关和设备、材料试制协调会，组织落实重大项目的协作任务。中国科学院、有关高等院校、海军、一机部、二机部、六机部、冶金部、化工部、四川、黑龙江、上海、武汉等有关部门和地区，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自上而下形成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效率比较高、动转比较庞大而又灵活的管理协调和协作攻关体系。

四、1970年12月26日，人们特意选择了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把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送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编入中国海军序列。毛泽东发出的“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正在变为现实

核潜艇技术研制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不仅要研制紧凑可靠的艇用核动力装置，选好适于水下高速航行的艇体线型，而且要装备保障艇员长期水下工作和生活的空调、空气再生、净化系统、水下导航定位系统、远距离隐蔽通信系统、水下远程警戒、搜索、侦察、通信、目标定位的综合声纳系统，以及与潜艇的作战使命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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