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困难再多也吓不倒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在没有资料可以借鉴，研制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挥聪明才智，硬是解开了一个个难题，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客观上，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的生产工艺比较落后，要想将这么复杂的工程一次研制建造成功，要想在核潜艇有限的耐压壳内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并通过管道、电缆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困难极大。

怎样解决这个难题？719所的设计人员和核潜艇制造厂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建造一个1∶1的核潜艇模型。两家密切协同，用一年多时间建造了一个1∶1全尺寸钢木模型。有了这个全尺寸模型，设计、安装人员和部队使用人员通过现场设计、模拟安装、模拟操作，反复推敲，不断调整，发现和解决了大量安装、维修、操纵等方面的问题，确定了全艇设备、仪表的布置，管路、电缆的走向及耐压艇体上1000多个开孔位置，保证了总体施工设计的一次成功。

核潜艇的心脏是动力装置。为了研制核潜艇的动力装置，核潜艇工程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提出，先搞一个陆上模拟、定型，再原样复制到核潜艇上去。这个建议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最后，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拍板，为了核动力潜艇一次建造成功，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解放军派出大批部队支援陆上核反应堆试验场的基本建设。到1969年下半年，共有上万军民云集西南某地，建设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1970年4月，数万台设备、数不清的零件联在了一起，一个庞大、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建成了。5月1日，陆上模式堆开始试车。试车结果表明:陆上模式堆工程良好，具备了开堆试验的条件。

至此，核潜艇研制已经基本通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道关，就剩下最关键的试验关了。

1970年7月6日，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启堆试验时间改为7月18日。

7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地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听取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关于陆上模拟堆启堆运行试验问题汇报。汇报由彭士禄主讲，聂荣致、叶剑英元帅参加。

听完汇报，周恩来说:“你们说已经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关，剩下的是最关键的试验关，你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认为已经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不在乎了。哪个环节不注意，都有可能出问题。科学试验就是要有敢想敢干的精神，可能要付出牺牲的代价。只要你们尽一切可能努力了，就是失败，我也不责怪你们，总结教训再继续干。”

周恩来接着指出:“指挥一定要高度集中，要有‘三性’，各自坚守岗位，事故处理的次序、步骤都要准备好。”“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周恩来不仅主持会议作出重大研究试验的决策，而且还十分关心试验的每一步情况。他亲自指派飞机运送参试人员、询问气象情况，要求有什么消息要随时报告，确定启堆时间后须马上报告；启堆后，电话线路必须保持畅通。当接至报告启堆时间后，又给试验人员打来电话:“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原则。”

陆上模拟堆启堆运行试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试验，也是一次向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现代科学技术之峰的探险，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开拓性探索。人们那种急切、激动、欣喜、担心甚至恐惧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面对着的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核潜艇动力模拟堆啊！是对“核老虎”的试验啊！而进行核试验中那些触目惊心的事故并不鲜见。

我们知道，如果装有铀235的两个半球接近达到临界点，就会引起链式反应。美国核物理学家哈里·达格尼安在一次进行可裂变物质试验时，不慎就引起了这种反应，幸而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切断了辐射源，他自己却在战胜魔鬼的一刹那被魔鬼夺去了生命。还有一个科学家叫路易斯·斯特洛金，当他把两个有裂变物质的半球置放在一根金属棒的两端时，由于不慎两个半球靠拢了，发出了耀眼的蓝色火花，又是幸好他及时发觉，猛扑过去把它们的距离拉开。但他自己却中了大量射线而不幸身亡。而在1958年，前苏联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一次核武器试验中钚的装置发生了不测，事故造成的反应堆裂变产生的放射性污染殃及周围1500平方公里。1960年10月17日，苏联拜克努尔火箭发射场上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悲剧:在向夏威夷以南1000公里海区发射洲际导弹时，火箭未脱离发射台就发生了猛烈爆炸，在现场督阵的苏联元帅、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火箭部队司令米·伊·湟杰林和几十名将校级火箭专家被当场炸死；1967年，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在发射前的一次试验中发生火灾，3名美国宇航员丧生，飞船部件悉数烧毁。

这些事故，当然使人们震惊不已，同时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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