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沪上与船津辰一郎见面；下午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秘密会晤。这天晚上，上海发生了“大山事件”，两名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被保安队击毙，从而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高的谈判无以为继，不得不暂停下来，“船津工作”因此而流产。

高宗武与日本人的谈判停下后，这一年11月，在汉口与蒋有过一次谈话。

高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

按：1944年高宗武在美完成的英文回忆录《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整整尘封了六十一年之后，2005年上半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已故美国外交官罗伦斯‧索斯伯瑞（Laurence Salisbury）的档案匣中被意外发现，巧合地与蒋日记同存一处。大陆迄今尚未能出版，2006年10月至2007年6月台湾《传记文学》予以连载，译者即陶恒生先生。

从高的回忆录可知，1938年3月，他辞去外交部任职，在香港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所，实则就是一个搜集日本情报的机关，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尽管蒋介石并不排斥打通“外交路线”，但从上述日记看，对谋求和谈一事始终持审慎的态度。这一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全文二百六十五个字，决定放弃与中国谈判，即意味德国调停终止。

6月9日日记：……注意：一，倭外务省发言，以其一月十六日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意义，不过不与往来，并无不承认蒋政权之意，此或其如圆圜自圆其说之意乎？危哉！

6月23日日记：……二，对倭事亟须统一。

高宗武离开外交部后，一直自认为是受命在寻找对日折冲之途径。然求和之心太切，导致一时头脑发热，这一年6月，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去了东京，以他本人的说法，为搜集日方意向的情报，实则与日军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密谈，并无意中给日方实力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信号，即汪精卫等人所谓“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将设法从政府之外来推动或开展目前的“和平运动”……高6月22日香港登船、次日出海，蒋介石立刻得到了情报，大为震怒，故在日记中痛斥“此人荒唐”，随即停掉高在香港的活动经费。这件事的严重后果，是一个月之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启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所谓“中国第一流人物 ”，无非是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这些人。

应当说，国民政府一开始确有不放弃求和之打算，特别是在重大军事失利与汪精卫“南京政府”成立前后，在“陶德曼调停”、“高宗武香港使命”、“孔祥熙对日秘谈”、“宋子良香港使命”、“张季鸾议和”等密谈中，蒋介石始终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议和条件，以证明其抵抗的决心。这些和谈或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为阻挠汪精卫政府的成立。

三，汪精卫等人脱离重庆政府，试图推行所谓“和平路线”

正当抗战进入惨烈之境，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汪兆铭秘密出走重庆，与总裁蒋介石正式决裂，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从12月16日蒋介石日记看，这一天与汪还见过面：上午看书、会客，与汪先生谈党政问题。下午批阅写龙志舟信。两天之后，汪便出走了。汪出走的原因复杂多端，自孙文死后，汪与蒋之间，不独政见两歧，且私下不和，由来已久。与汪一同脱离重庆政府的，不仅有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还有陶希圣和高宗武。这是蒋没有想到的。

12月12日日记：预定：下令严拿不规之中央人员。二、设密告信箱定规则。三、会陶希圣、张君劢、李璜。四、运棉花。五、拟定向华秘书长电修转告。

这时蒋对陶希圣尚无任何怀疑，否则不会在日记中预定约谈。蒋与陶最终是否见了面，从现有史料看，似未有记载。这时陶已在成都，紧接着，即前往昆明，将在那里与汪会合。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之前，汪单独与陶密谈过。

1986年7月31日，陶接受陈存恭等人第九次访问时说：“汪先生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我说：‘主和是一件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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