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艳电”12月31日在香港见报。

蒋介石同天日记：汪离党远游国外，此后政府内部统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汪对敌始终联系谋和，使敌对我政府之真意观察差误。六月以来，宇垣出长外交，本拟向我合理谋和，因汪向之乞怜，使其倭阀态度转强，以致粤汉失陷。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今幸自行暴弃，必于党国与抗战前途一大进步也。本日，见汪响应敌相斤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1939年1月1日日记：注意：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发表，已奠定国基、克服国难矣。早起，在渝遥祭总理之灵，感想无穷。到国府团拜后，为汪电开谈话会。下午召集临时中央常会及驻渝各中委讨论汪电，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权。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

一连数天，蒋日记中均有对汪处置的想法。如1939年1月7日日记：注意一、滇龙对汪之处置意见应予考虑，但汪不可救药也……从相关史料看，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悉知汪等的行动，并非如他后来所言：事先一无所知。尽管陈诚、龙云、薛岳等人在1月3日通电拥蒋，主张制裁汪兆铭，蒋对此仍心存疑虑。1月19日日记：注意：……二，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惟一之后方，不可不察。1月20日日记：……昨夜睡眠不熟，故今日心神不宁，为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有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

蒋从一开始就认定汪等所谓“和平路线”不可能成功。在1月7日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这样说：……二，汪言行暴露无遗，此为党国之幸，而实有补于抗战。精卫之失败，即近卫之失败，此为抗战胜利最先之福音也。1月8日日记：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2月18日日记：汪真伪无赖、无耻，其未有见卑劣狡诈之徒如此者也。

四，高、陶二人中途醒悟，脱离汪组织，戴罪立功

1939年初春，汪为打探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派高宗武再访东京，于2月21日长崎登岸。蒋3月13日日记：注意一、汪积极活动；二、应否发表汪勾敌之阴谋；三、通告汪阴谋预防。3月15日日记：……注意三、对汪阴谋之对策。六天之后，汪的亲信、至友曾仲鸣在河内被错杀。这件事最直接的后果，若以高宗武个人看法：此非重庆所为，而是日本人“企图让汪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进日本人的圈套”。蒋3月22日日记：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语气甚堪玩味。高与汪私交一直很好，当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因为得到汪的赏识。高与第二任妻子沈惟瑜上海结婚时，汪是证婚人。

蒋对高宗武等人背叛重庆政府并“指导通敌”（唐德刚语）一事始终耿耿于怀。

3月28日日记：注意一、高宗武、周佛海二奸逆犹欲藉中央名义为汪欺倭寇，痛心之至……

4月1日日记：汪、高勾敌，不料其仍以中央代表名义卖空。此种卖国、卖友、欺敌、自欺劣性，诚狗彘之不如矣。而敌国不察其欺伪，乃竟照其言行而行，更为可笑！

这一年8月24日，国民党中央常会议决开除梅思平、高宗武党籍；8月26日，通缉周佛海、陈璧君，惟独没有陶希圣。后来知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通缉名单时，蒋把陶的名字给圈掉了。

中国决定对日抗战，在一开始，其胜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汪氏等人则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国际援助决不会来，只有尽快对日谋和，以免一败涂地；但中国军民苦撑抗日的决心，终于赢得西方各国的信任，渐感中国足以成为它们在远东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一改原来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援助。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对形势估计一错再错，最终变成沦陷区里的日本傀儡。高宗武是一个极为敏锐的人，最终也认定日本人靠不住。汪曾多次问他：能相信日本人吗？高回答说：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

汪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高宗武、陶希圣与周佛海等人意见相左，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即使汪要组建新政府，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周佛海等人则认为汪缺乏实力，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支持，应在南京建立政权。随着“周佛海路线”渐成主流，高、陶二人被边缘化，其影响力日渐式微，客观上形成日后高、陶二人决定脱离汪组织的潜在因素。

11月1日起，“梅机关”（日本陆军少将影佐祯昭在上海成立的事务所，位于北四川路一座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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