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说的“谈判”，即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桢昭等人的秘密会谈。双方签署“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即所谓“重光堂协议”﹚。这一切陶希圣全然深知。他之所以在大战之时离开重庆政府，从陶夫人万冰如女士未刊回忆录《逃难与思归》中或许可找到些许答案：“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0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第二次是12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话之后，即往重庆。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若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器宇见识，气质修养来讲，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很容易对汪产生好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加上陶对战争情势亦不甚乐观，与汪等人的看法如出一辙，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及先前“改组派”这一层关系，书生陶希圣最终随汪出走，虽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12月19日，陶希圣与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一同从昆明搭机前往河内。蒋介石内心极为震惊。

12月21日日记：雪耻，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12月22日日记：雪耻：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以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尤者也。注意：一，接龙志舟电，称汪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谈中倭和平事件，不料胡涂卑劣至此，诚为无可救药矣！二，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多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三，近日肝气旺盛，骄矜之态渐起，应特别戒慎，以免陨越。四，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存有影响乎？上午准备讲稿、会客，下午训话二次，自觉肺腑之言太直太硬，但此时惟有以一片忠诚处理一切，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于天而已。

12月23日日记：注意：阎受□□愚弄挑拨已深。二、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三、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四、速定开会日期。五、对汪表明态度。六、整军实施。

12月24日日记：雪耻：以德报怨固人情之常，但救人而所以自杀，忠恕待人、宁人负我，惟此心之所安而已。注意：一，对汪处置，究以积极为妥。二，驳斥近卫荒唐之声明。三，对粤将领说明汪之行动……约各友会谈，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计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此种狂人所为之事，而彼竞出之，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图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乃复与之合作，尚难使之自拔，岂不拙乎？

从“汪先生”之谓到“无廉耻之徒”之慨，可见蒋介石对汪等出走重庆的愤懑心情，以致一时身体出现不适。12月27日日记：上午批阅似有心跳之象，精神亦甚不佳。但能勉强办公，越时则宁静如常矣。下午清理积案完会客，见汪友彭浩然，嘱电汪驻港不如赴欧，以至诚感动之。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妄言“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汪签署声明拟响应，嘱陶希圣、陈公博携稿往香港见顾孟余，顾坚决反对，痛斥为何不阻止，认为“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 ”。

12月29日，汪仍坚持按原文发表——《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其中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此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中文电报为节省字数，以诗韵的去声代表日期，“艳”代表29日）。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的决定。高宗武在回忆录中承认：“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一）汪立即被国民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