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日记：预定：……八，陶希圣经费。

此即陶希圣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以供战时首都重庆领导人士参考，以及关心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机关和个人用作材料。由重庆资助经费。“国际通讯社”的编译者，有连士升（经济史专家）、戴杜衡、林一新（经济理论家）、李毓田（经济学专家）、唐锡如（英美文学专家），洪力生（法学博士）、黄蔷薇（洪夫人，长于英美文学）等多位专家学者。

高、陶二人在汪精卫“南京政府”正式成立前（1940年3月29日）中途醒悟，乘桴过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约，虽终不谨细行，大节有亏，但好在“汉奸 ”这个罪名可免去了，这从重庆政府对高、陶二人的态度即可看出。蒋介石嘱陈布雷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先生，让使馆及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1940 年6月14日），另有一电报：“高宗武君通缉令，国府篠（十七）日下令撤销，已交国府公报登载。但不欲旧事重提，故报纸上不发表消息。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1942年5月28日，以上均《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陈布雷致胡适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第2辑。）

然吊诡的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2月，陶希圣从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在老友陈布雷奉蒋之命悉心安排下，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高宗武则远没这般幸运，出走异国他乡，并多年未允返回，从此依商为生。在当时中国隐微复杂的现实政治中，人生殊不可逆料，说来亦有其黯然神伤之处，诚如高后来在美国对张君劢、曾琦两人所坦承的“对蒋已失去价值……”，更说过“政治是危险的”这样的话，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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