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移民、驻军,促成了众多姓氏的聚集。

村里的苗族、朝鲜族、蒙古族和裕固族,都各只有一人,都是女性。她们是几十年来,陆续从贵州、东北、内蒙古和青海嫁到村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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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详的村民们可讲出一堆有关该村姓氏的故事。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高粱与媳妇

事实上,河西村的姓氏虽多,但直到建国并没有超过百个。最终导致其达到130个惊人数字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政策:种高粱。

1971年10月26日,新华社发出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着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

迅速地,河北、山西等多个地区相继下达指令,刨掉已经长到一人高的玉米,改种杂交高粱。林彪更亲自为一本小人书题词:“杂交高粱向阳红”。

这种高粱产量虽高,做成的饭食却难吃。许多文学作品都将其形容为“枪砂”,“抓起一把扔人脸上,能打出血”。不但难以下咽,更难以消化。

作为商人的后代,历经无数风雨变故的河西人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胆量和权变:他们在河套地的周围种上一圈高粱,中间还种水稻。领导下来检查,就被蒙混过关。

在周边村镇咬着牙咽下硬邦邦的高粱粒时,河西人却在悄无声息地、美美地吃着大米饭。

周围地区,尤其是推行杂交高粱最严厉的河北,几个县的姑娘纷纷托人介绍嫁到河西村。

村中普遍认可的说法是:现在55岁左右的主妇,多是那一时期嫁过来的“河北媳妇”,她们带来了大约40个姓氏。

“当时来的时候,全都面黄精瘦的。过一年,别看都是小媳妇了,一个个都白里透红,比当姑娘时候还水灵。”一位老村民说。

与此有关的一个历史细节是:四百五十年前,名将戚继光调任此处总兵。他重修了长城,将其向北推了一公里。这一推,古北口就从“口外”变成了“口内”。若无戚继光此举,今天的这里将属于河北地界。那就逃不掉河北当年强推杂交高粱的厉政,难以蒙混领导,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外来媳妇和姓氏了。

到了2002年,为了保证北京的城市用水,这一带也禁止种植水稻了。一位村民指着一公里外的承德市滦平县说:北京给那儿每亩地几百元的补助。河西村因为属于北京,一分钱都不给。

“那你舍得把户口迁那边去不?”邻人这句反问让他赶忙摇头。如果那样做了,他将无法在60岁之后获得北京特有的每月200元老龄补助。

村里的街道名称富有历史感。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异样的生存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给河西村带来的不仅有上百个姓氏。

城头变幻,几家王侯,今天谁吃肉明天谁挨打,这里的人见得太多了。他们接受和坚守的尺度都异于常人,并由此衍生了一些特别的生存态度。

直到1949年,河西村只有区区60亩土地。如此少的土地显然无法养活近万人口。在各种政治势力交错拉锯的年代,这村里有太多的人,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时刻想着寻找机会投靠某派政治势力,一朝富贵。 “早上挨着饿,晚上骑大马”,村中至今还流传这句俗语。在北洋政府时期,小小的河西村投奔各派军阀的如同过江之鲫,还出了两个上将、一个中将。

冯玉祥来了当差,张作霖来了投军,日本人来了站岗,国民党来了“反正”,共产党来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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