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导致多数家庭或多或少存在“不光彩”的“历史问题”,不是花一块钱买过国民党的党证,就是当过特务、翻译官,再不就是参加过伪警察、当过旧军官。

所以,当互相批斗的年代来临时,被批斗的“素材”就特别丰富。由于姓氏太多,往往一个姓氏只有一两家人,彼此几乎毫不沾亲带故,批斗起来也就格外不留情面。村民们回忆:每个晚上,村中广场上都低头站着三批人,口号震天。西头是昨天挨过斗的特务,中间是今天要斗的警察,东头是明天要斗的国民党员。再过一天,西头的特务就站到人堆里喊口号了。

结果,村民们最后发现:想找两个完全“又红又专”、没有任何亲属有历史污点的“红卫兵”已不可能。只好每天叫批斗对象的儿子上去架着自己的爹,这叫“反戈一击,立功受奖”。

好在,姓氏的均势也导致了这一行动的特殊平和性。批斗极少有公报私仇,都是就事论事。“我父亲就当过国民党的保长。要斗他的时候,就有人说公道话:别斗他了,他是给老百姓办事的,没干过什么坏事。就这样,没挨斗。”55岁的村出纳谢德海回忆说。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河西人批斗的行动也相对温和。《密云县志》记载:整个“文革”期间,密云县被打死或迫害致死的有297人,河西村只有一人,还是死于意外。那是一个姓王的原国民党军队团长,被从北京押回来批斗。正在往他脖子上挂牌子的时候,一个智障者跑过来踢了他一脚,正中裆部要害。

同时,由于姓氏太多,村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族群意识。全村最大的姓氏金姓,还不到全村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样,村民就不容易拉帮结伙,形成某种势力。“破四旧”的时候,村里没人振臂一呼,带头动手。不少庙、碑和石狮子等文物得以保存。杨令公庙一直幸存到七十年代后期,才由一群从东北、内蒙古来的“红卫兵”“代劳”,砸掉了庙里的塑像。1992年才重新修复。

村里也没有产生过什么“村霸”,也没有仗势欺人的宗族势力。但一名村委会委员抱怨说:姓氏太多,办什么事情都容易有人不满。

招标,是河西村处理村务时常用的手法。2008年,村里要雇人修一个公共厕所。六个村民参加竞标,争相往下杀价。在河西村,这种情况最后一般都会导致恶意杀价,最后导致工程流产。最后,一个竞争者站起来,给了另外五个竞争者每人两千元钱,才包下这工程。

“如果在一般的村子,尤其是一两个大姓操控的村,村委会就能直接定。咱村不行。”60岁的村支书张玉山说。他的表弟就是竞标者之一,失败后还责怪了他一顿。“我没办法”,他说,村委会要敢偏向谁,这里的村民闹得最厉害,动辄向上控告。

村头修建的戚继光像。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现代的衰落

千百年来得益于地理位置的河西村,如今这优势已丧失殆尽。一起丧失的,还有长城的军事作用,和避暑山庄的政治地位。

村里本已不多的人口还在呈缓慢下降趋势,姓氏再也不会大规模增加了。

似乎唯一能够称得上资源的,只有它拥有的历史积淀。

如今他们津津乐道的,是两个历史传说:当年慈禧太后在此设伏抓捕了权臣肃顺,扫清了她从政道路上的绊脚石;冯玉祥在此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去北京逼逊帝溥仪出宫,彻底终结了帝制。

“他们”,指的是河西村的几十个老人。他们大都在60岁以上,记忆在不断流失。正如村中曾经存在过九门提督府、守备衙门、参将衙门、校军场、点将台,现在总共只剩下一对伤痕累累的石头狮子。这两个传说现在也都无迹可循。跟村中的130个姓氏一样,没有为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明显的好处。

衰落还出自更为具象的原因。2009年9月末,北京-承德的京承高速公路开通。河西村口的101国道不再是联结京冀的必经之路。在此之前,村口的检查站每天要经过28000辆汽车。等到京承高速开通,这数字将会大大降低。

不过,由镇里出面,在检查站不远处修起了一座高大的戚继光石像,倒是气势非凡。这位名将头顶风云,肩倚长城,眼望南方130公里外的北京。过往歇息的旅客,经常驻足与石像合影。

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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