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宁波人就在上海开了20家五金商号,当时,上海一共有25家商号;上海南京路有150家商号,有50家是宁波人开的。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商人虞洽卿掌握的轮船总吨位占到全国的13%。有人统计,当时上海商界知名人士有1836人,宁波人有453人。

宁波帮中的着名人士迅速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圈子——“宁波旅沪同乡会”。其中着名的企业家有: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刘鸿生等。

1904年,以宁波帮为主要领导者的豪华商圈——上海总商会成立(时称上海商务总会)。

1900S初—1920末：在动荡中斡旋

代表商圈:上海总商会

上海总商会是全国第一个商会组织。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已迅速影响中国商界,并成为主流。商会,也是在那个时期从资本主义国家模仿过来的。

上海总商会作为一个大的平台,笼络了一批上海滩的商业大腕。他们包括:“状元企业家”张謇;拥有20余家公司的旧上海大佬朱葆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氏兄弟;上海“航运大王”虞洽卿;“商业自治领袖”李平书;“火柴大王”和“煤炭大王”刘鸿生;银行家张公权……

会长朱葆三,浙江宁波定海人,至1909年,朱葆三建立和投资了20余家公司,涉足五金、航运、金融、纺织等十余个行业,成为上海商界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连续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时传:“上海道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

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第一次允许民间创立商人组织。到1907年,全国80个重要的城市商会代表聚集上海,成立华商联合会。1911年,全国各商人组织近2000个,会员20万以上,几乎是当时中产阶级的全部。

商会,这个企业家组织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财力和人员社会基础,于是便成为政权争夺的角色。而商会本身,因为企业家们在政治上的势力局限,为了自身利益的维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和不同的政权分分和和。

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1905年到1911年,企业家们不愿意战乱,而当时清政府又表示愿意立宪改革。于是,商人们成为立宪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然而,立宪运动的结果是:慈禧多变,康梁缺乏基层群众基础和财力,政府摇摇晃晃,失去社会信任。清廷无法再依靠了,上海总商会便开始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接触。

那时,出现了一个“民立报小组织”。成员是:李平书,时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虞洽卿,上海“航运大王”;陈其美,革命军将军。他们时常在李平书投资的《民立报》报馆开会商讨。

之后,当1911年11月,上海宣布光复后,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任用了上海总商会的豪华阵容:上海总商会的董事虞洽卿和周顺卿担任自己的顾问,李平书担任民政部长,朱葆三担任财务顾问。

有人如此评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

史学家朱英也向《中国周刊》记者再次肯定了这句话。他认为,早期的商会有自身的双面性,一方面他们周旋在社会中,起到了积极的社会经济职能甚至行政干预职能,同时,他们狭隘而逐利,维护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仅仅是所在商圈的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总是在革命面前倒戈。

一战后,资本主义列强将不平等条约所剥夺的部分市场归还中国,世界市场对于初级产品需求量加大,国内经济发展势头大好。张謇在南通的大纱厂纱锭产量就增加了一倍;荣家兄弟联合上海“面粉大王”成立了面粉和纱布两个交易所;虞洽卿等人联合成立上海第一个物品证券交易所。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比之前提高了30%。

拥有更加开放的市场,使商人如鱼得水。这时,商人们的共同利益也开始膨胀——他们要掌握社会治理权。

这个时期, 圈子显现出充分的社会威力。

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月报》刊文:“上海总商会宣布独立。”他们组成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民治委员会,宣布将以执政者的身份来管理城市。由此,上海总商会和政府分道扬镳。

然而,短暂的经济春天后,商人们再次陷入发展的沼泽中。与此同时,军阀混战,商圈开始寻找新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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