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意见达成后,“星五聚餐会”下设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专门负责此事。银行家张公权任理事长。张公权,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总裁。

“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成立后,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国货活动。协会专门派人到南京、汉口、重庆、福州等大城市举办国货展览会,举办国货样品陈列室,以及流动推销团等活动。这些商业活动引起了民众兴趣,并带动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国货的畅销。一时,协会在全国小有名气。在国货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城市陆续成立了多家“星五聚餐会”。

1932年,“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配合“九·一八”国耻纪念活动,在上海组织了9个工厂,共拿出18种当时的名牌产品以廉价销售18天,意思是不要忘记“九·一八”。

面对内乱外攘,这些实业家们企图用市场的作用来促进实业的发展。他们采用了现在所谓的“促销”、“广告”等方式,进行国货宣传推广,然而,政治力量再次干预了商圈的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纸决议把“星五聚餐会”打得支离破碎。

首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宋子文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由此,国货联办处和各地国货公司的资金周转受到很大的限制,宣传活动受到很大阻力。几个月后,南京当局成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收编旗下。

“星五聚餐会”的阵地被硬生生地剥夺。之后,这个圈子的声音愈见弥微。

1950s初—1970s末：商圈集体沉寂

代表商圈:星二聚餐会

史学家朱英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商会的发展。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中,谈到近代商会他激情澎湃。在他心里,商会是商人们的家,尽管它在中国命运波折,但是依旧是最能为商人说话的地方。然而,令他比较遗憾的是,1949年后,真正意义上的商会史在中国历史上一度中断了。

新中国成立后,商会这一组织机构集体消失了。不过,曾经以商会为平台搭建起来的商圈还继续以私人团体的形式维持着。

商圈里的企业家们共同经历了动荡年代,建国后也一起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

那时,一个“星二聚餐会”颇有声望。

组成者是一帮“小开派”(在旧上海和江南一带,对老板的儿子戏称为“小开”)。包括: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严谔声等人。几个人私交很好,都是同窗好友。

荣毅仁,是“面粉大王”荣德生的儿子;盛康年,是盛丕华的儿子(盛丕华早年与虞洽卿等人合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东南银行、中一银行的董事,1949年后曾经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经叔平,曾任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和上海市政协、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和荣毅仁是校友,上海解放时是华明烟草公司老板和后来的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严谔声,担任过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新闻日报》副刊编辑,1955年后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

反右运动前夕,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等经常聚在一起,吃吃饭,碰碰头,聊聊天,交换意见。这些“富二代”,脑子里依旧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新政策方针,他们有时讨论得非常尖锐。当时,即有人认为他们搞“小圈圈”,盛康年为此还曾受过批判。

反右运动开始后,“星二聚餐会”就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四明堂事件”就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这起事件只是一件很普通的民事纠纷。1957年3月11日,上海延安路“四明堂药局”,老板陈济和学徒蒋业伟发生纠纷,学徒用水果刀刺伤了老板胳膊。此事起初由政府调和了事。荣毅仁留过洋,法治观念较强。得知此事后大怒,认为持刀伤人是违反法纪的,无论如何都要对伤人者进行依法处置。

不料,荣毅仁一说话,民事纠纷马上就上升成为政治事件。因为,老板代表了私营企业主,姓“资”;而学徒代表了劳苦大众,姓“社”。这样事情就闹大了。而此时,盛康年因宣扬“定息20年不变”的言论已经屡遭批斗。有些人抓住两件事不放,说他们是“荣盛小集团”,“资本主义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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