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则可以通过调研自己成员公司的共同问题,向政府反馈意见,并争取一定的同业利益。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对《中国周刊》介绍说,协会曾对民营科技创新产品市场狭窄问题做了专项调查,现在“协会已经和政府沟通,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科技产品”。

同乡会,也就是现代商帮的代名词。尽管,相比传统商帮没有了“公所”这一商帮下设机构,但是依旧会有一些“商会”承担起了同乡企业家的组织工作。其中,温州商会和潮汕商会是诸多同乡会中的佼佼者。温州商会在全国各地共有1700多家分会,而潮商商会更是聚集了一帮行业大亨。

《潮商》就是一本以介绍潮商为主的财经类杂志,每期封面几乎都是潮商代表。杂志社主编彭涛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潮汕帮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商圈,他们不愁封面没得上。而这些潮汕企业家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乡会势力放大之后,圈子中形形色色人物的交往也带来了负面效应。

此外,企业家之间由于“哥们儿”义气带来的过于随意的市场活动,也会被认为涉嫌背离市场法则。如牛根生身陷“三聚氰胺”危机获多位“兄弟”帮助后,曾向他所在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们致信感谢。在信中,他提及,事发后他获得了“超过常规的信任”。这封信在网上广泛流传,其中提及一位国企老总的支持意向,引起了细心网友的质疑:“一个上市国企,凭领导与别人私交好,就可以随意借出几个亿?”

圈子里这些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灰色交易,成为当下企业名流被社会诟病的主因之一。

相比之下,同学会显得相对“干净”一些。它实质上是企业家搭建的人脉关系网。

《剑桥中国史》主编费正清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的国家。人脉,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做成事的重要资源。

所以,在各大高校的EMBA班,学员在回答“为何读EMBA”时,都会加上一点“认识很多企业家朋友。”

如今,国内EMBA班都会制作细致的同学会名录,并定期组织同学聚会,像华夏同学会这样的组织,还在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并集纳了越来越多的商界精英。

人脉因素,固然可以给企业家带来更多的商机,但除此之外的动因是什么?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动乱、政权更迭导致的不确定性,促使商人建立自己的组织以抱团取暖,那么,在当下,这个动因来自何处?

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中,一些企业家也表示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是泰山会会员,也是华夏同学会、江南会的会员。他和《中国周刊》记者谈论起了话剧。

冯仑最爱看的是根据小说《白鹿原》改编而成的同名话剧。在北京看了两场,凑巧去西安也遇到了一场,总共三场看下来,“不嫌烦”。

“人在戏中,戏在人中”,他为话剧中的“结”而揪心。白、鹿两家命运的交迭,让他感触很深。“从我们家来说,我爸妈是旧社会的富二代,但后来成为贫一代。我就是贫二代,但改革开放后我又成为富一代。我的孩子就是富二代,但等他五十岁时没准又成了贫一代。”

他掰着指头绕来绕去, “中国社会这个结没解,事情没完呢。所以给我的思考是,怎么走出这种循环。”

(中国周刊记者余芳倩、实习生马梦遥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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