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上海总商会又投靠了蒋介石。

孰料,商人们的狂欢还没结束,蒋介石就发动了一系列的收编和暗杀活动。虞洽卿不得不率上海商界100余人赴南京请愿,以拒绝支付8月份的贷款为由,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约法。类似这样的纠纷,半年内发生了三次,终究无果。

反而是1930年蒋介石政府成立的一个新的商业组织“上海市商会”,剥夺了上海总商会的独立代表机构。上海总商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压排挤下,最终被收编。最终,政治家操控了企业家,他们可以周转着从企业家手里拿到钱,然后笑眯眯地把枪口指向企业家们。

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上海的企业家们以上海总商会为纽带,捆绑在一起,却也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1920s末—1930末：商圈与集权勾结

代表商圈:四大家族

政治集权和商人实权组织之间经常呈现出这样的逻辑:新的集权政权发展之初,他们会依靠商会提供给他们财政支持。而集权一旦拥有了势力,就要开始打压商会。因为,此时干预政府经济职能的商圈,可能成为集权政府眼里的阻碍。

蒋介石深谙此道。

收编上海总商会,并建立自己的经济秩序,蒋介石要依靠另外一个“商圈”: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

其四人属于商人,却带有浓厚的官僚气息,接受蒋介石的恩惠,听从蒋介石的调遣,成为一个特殊的圈子。

此时,正值1934年经济危机爆发。这为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官商们收编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

在金融市场,孔祥熙先是使用政府强制力,用一亿元公债强行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进入董事会,并由宋子文担当董事长。随后,孔祥熙等人依靠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金实力,大量囤积通商银行的通货,然后一下子全部拿出来要求兑换,将通商银行挤垮。

在实业市场,面对经济危机,已经控制了资本市场的四大财阀,采取“旁观”态度,甚至以高股份来威胁实业公司“国有化”。荣氏兄弟在上海的申新面粉厂,就在此时奄奄一息。

随后,一连串针对企业家的暗杀事件,最终打消了企业家们的盛气。蒋介石成功地把商人体系打成一盘散沙。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财阀,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商人群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条由商帮到行会,最后被党化权威整合的曲折。

至此,商圈组织控制各地发展的局面,被粗暴地打压和收编。

1930s初—1940中：自我救赎

代表商圈:星五聚餐会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企业家们同时面临国内外两大危机:国内,商会力量减弱;国外,外国资本和产品日益渗入中国市场。挽救实业,同时也维护自身商业利益,成为实业家们共同的话题。

私下里,实业家们开始以私密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献计献策。这段时间,在重庆,有一个叫“星五聚餐会”的圈子。参加的人多数是在重庆的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厂家的负责人和四川的实业家、银行家。

发起人是张肖梅,西南地区有名的经济学者。其父亲是买办资本家,代理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在中国的发行。

起初,这个圈子非常私密。只是几个要好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选择周五晚上的时间一起喝茶、聊天。聊天中,企业家们不自觉地谈到工厂的困难:日本货大量倾销下,国货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随之,聚餐会开始讨论如何通过相互合作求得解决。

两年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成立了正规的组织,就以“星五聚餐会”定名,挂属在西南实业协会下面。

“星五聚餐会”入会要求严格,会员必须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经理等,都是些大老板,职员不能参加。

“聚餐会”还专门成立了干事会,由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三人组成。张禹九,是银行家张公权的弟弟、会长张肖梅的丈夫;陈叔敬,是重庆国货公司经理兼重庆牛奶场场长,有名的资本家;吴味经,是国民党政府花纱布公司的总经理。干事会的任务是决定每次举行聚餐会时请谁演讲,以及吃饭点菜等事务性工作。他们标榜不左不右,因此请来的人很复杂,报告内容谈技术的居多,但有的人也谈政治。1945年,周恩来就曾经应邀到“星五聚餐会”演讲。

随着大家的交流增多,会员们逐渐认识到:要想达到抵制洋货的目的,可以利用银行的资金,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专门推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