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盛康年、荣毅仁等人进入了无休止的写检讨中。

最后,“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刘鸿生、经叔平、吴蕴初等一类大资本家实行了保护过关的政策。

圈子至此,销声匿迹。

1979年10月,荣毅仁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请来了自己的老朋友们,包括1957年反右运动时所谓“荣盛小集团”里的朋友。而此时,人群中已经没有了盛康年,他临死也没有被平反。

阶级斗争面前,商人们几乎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所有经济行为也会被赋予政治倾向。圈子一旦公开,不仅起不到团结企业家的目的,反而给自身惹上麻烦。

“荣盛小集团”之后,企业家们行动更加小心翼翼,也不再公开聚会。

1970s末-1990s末：原始商圈的回归

代表商圈: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改革开放后,一批商人下海。不久他们发现,在经济体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商的挑战非常大。

此时,最原始的“官方协会”、“同业公所”和“同乡商帮”,首先浮出水面。

就改革开放后的民营资本发展举例,中关村是一个缩影。《联想风云》的作者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对于当时的“中关村走私案”写道:“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就曾说过,他们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

当时,制度的建设并没有跟上经济的步伐,这导致违背既有法律制度的行为层出不穷,打着法律擦边球获得政策上优惠的事情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第一次面对市场的科研人员也显得手足无措。他们需要前车之鉴,没有。他们需要制度引领,没有。怎么办?

最直接的方式是——同行交流。他们共同讨论相同的问题,以“一家交学费,各家都学到”的方式,互相交流研究。中关村第一批下海的元老、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由最初的几个人开始讨论到最后形成规模,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需要同行企业家朋友的帮助。

于是,同业协会陆续成立起来。其中包括,1984年成立的中国软件行业协会;1985年成立的中国房地产业协会;1987年成立的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后来分立出更小的圈子泰山会);1988年成立的中国电子商会。

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民营经济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政府开始讨论建立市场经济的问题,政策偏向也越来越明朗。政府开始重视民间经济力量,国家主流媒体也开始大篇幅地报道民营经济遍地开花的典型。

对此,政府以“官方协会”的治理思路,出面建设和批准了诸多的商业组织。

譬如,面向全国商人的“全国工商联”,面向全国民营企业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等。这些都是个大圈子,他们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起到发布政府信息,引导行业发展的作用。

与此同时,最传统的地域关系纽带被重新启动。潮汕帮、宁波帮、温州帮迅速膨胀。这些同乡企业家们在同一地域创业经商,有着差不多的创业经历,可以互相沟通彼此对当地政策的解读。最重要的是,近邻解近忧,出了资金问题还可以“找老乡”。在福建晋江,还形成了突出的“闽商”特色。今天,丁、洪、柯、陈四大姓统治了晋江企业界。有人曾统计,这四大姓占了晋江经济总量的60%。劲霸、柒牌、艾登斯顿和瑞迪高登,四大服装公司互借仓库。他们之间互相担保向银行贷款的事情,也成为常事。

1990s末至今：繁荣与隐忧

代表商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华夏同学会、长安俱乐部、潮汕圈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第一任秘书长、泰山产业研究会(以下简称泰山会)第一任会长华怡芳曾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是中国出现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是一个自主意识极强的群体。他们本能地创造价值,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路,经历丰富,感悟很深。他们都具有滔滔不绝表达自己的能力与强烈要求发展自己的愿望。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就是当前出现各种企业家论坛的基础背景。”

正如华怡芳所说的,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第一批下海企业家的实力壮大,商会、行业协会、同乡会、同学会等各种商圈都迅速扩大。

商会和行业协会,多为政府出面主管,履行一定的经济辅助职能。譬如,1996年成立的美国中国商会,主要协调中美民间贸易活动。而各地商会,则负责当地经济事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