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

广州告急：自正月初五开始，短短15天内，已有150万外省民工涌进广州。仅2月13日中午，聚集广州车站的外地民工达3.7万人。2月19、20日，广东省委连续两次紧急会议，商讨解决盲流问题。

海口告急：新年刚过，数万民工的大潮通过琼州海峡，每天从新港进岛人数达1.1万。岛上涌动着20多万外省民工，严重影响着大特区的政治、经济秩序。

武汉告急：湖北及川、豫、赣、皖等临近省区的数十万民工停留武昌站，由此转车南下或北上。从武昌发出的火车严重超载，车簧压死，不能正点开出。

北京告急：过了正月十五，北京站每天的客流量仍高达23万人，超常一倍多，其中70%是外省民工。中转旅客创纪录：4.2万。

春节刚过，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外出热潮骤然形成，迅速波及大半个中国。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江西、河南、山东等省份的数百万农民走出农村，涌向城市。一方面，这猝不及防的人口流入给城市交通、饮食、卫生、治安等正常秩序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大量进城民工根本找不到工作，只得滞留于车站码头、工棚工地。他们衣食无着，苦不堪言，处境十分凄惨。

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民大规模流动，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多家新闻单位给予极大的关注。

从2月16日至3月初，《广州日报》接连登载十多篇消息通讯，对南下广州的外省民工连续报道。

《羊城晚报》组织系列文章：《南下民工势头未减》、《盲目的洪流》、《失控的民工》、《众多的难题》……疾呼：“不要轻信！”、“广州并非遍地黄金！”

2月26日晚的《新闻联播》里，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了关于盲流的电视新闻。

3月2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指出：百万盲流南下，正制造着一堆堆“措手不及的社会问题”。

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对此也纷纷予以报道。

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组织力量做好劝阻、疏运和动员返乡工作。

然而，与此同时，每天仍有数万民工沿着京广、京哈、湘桂、宝成等几条中国岌岌可危的细细血脉向城市渗透。

盲流，还在继续……

2月底的一天，笔者来到华中铁路枢纽站——武汉铁路分局武昌站。

远远望去，这幢已有数十年历史的朴素建筑在近来江城连日的阴雨中显得有些衰落和破败。还没走进候车室，就见大楼前约3000平方米的广场上一堆一圈挤满了人。到处是笨重的被褥行装，到处横卧竖躺着由武昌中转去外省做工的农民。

“这次盲流的规模实在出乎我们意料。”南站办公室黄主任深叹一口气，“高峰期长，流量大，来势猛，流向不均。从农历初三开始到二月底，每天经我站南下广州的客流1.1万人以上。候车大厅加上广场，平日最多只能容纳5000人，可这些天陡然翻了几倍，以至发生多起挤伤、踩伤旅客事情。”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车太少，我们尽力调节。初五开始，每天向北增开到太原的294次列车，向南增开四趟‘临客’，组织长途旅客乘短途车，又把武昌至韶关的终点延至广州，可——”黄主任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每天在站滞留过夜的旅客还有8000多。”

从办公室出来，穿行在拥挤不堪的候车厅。空气很闷浊，遍地都是铺盖卷和满面尘垢的民工。在大厅的入口处，有个民工竟靠着检票栏睡着了。我忽左忽右，择地而行。走离了车站很远，仍被车站的混乱和嘈杂憋得发慌。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世代受穷的中国农民做梦都想换种光亮些的活法。于是，成千上万的泥瓦工、手艺人、小保姆纷纷结伴南下。

如潮汹涌的百万民工让铁路呻吟，政府不安，整个南方手忙脚乱。舆论界一片惊呼声中抛出顶“盲流”的帽子，于是关于“盲流”如何如何的报道喧嚣一时……

然而——

百万民工同时走南闯北仅仅是由于“轻信”？

他们不辞劳累，一路艰辛只是为了“掏金”？

劝阻，疏运，动员就能使百万农民回到家乡，安居乐业？

这是一个不可不划上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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