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除却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外，1988年乡镇企业萎缩，也是造成今春盲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去年下半年开始全国性的治理整顿以后，农村乡镇企业便面临着电力不足、原材料缺乏、资金紧张等问题，生产规模有所压缩。来自江西家丰县八家乡的6名小伙子中，就有3名是被一家铝制品厂解聘的。

同时在城市，由于经济紧缩，压缩基建规模，停建了大批项目，导致建筑队伍过剩。《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14日刊登消息：《十一万建筑民工将告别京城》。这种情况各地都有。这离城返乡的数十万民工也是今春盲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百万人都统称之为“盲流”，“盲目地流”，“像瞎子一样不辨方向地流”，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生存诱惑

如果说，流失是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激化，出于一种无奈的话，那么，在百万盲流南下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某种召唤和应合，存在着某种无法遏制的心灵之约呢？

穿行在人头攒动的车站，我希望能破译出什么。

心理切片之一：一个永恒的话题

“捞钱呗。”

在回答关于为什么外出的问题时，众多外流民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

安徽临泉射桥乡农民李际胜，此刻正靠在一个角落里小憩。他歪着脑袋对我说：“抛家弃口的，出来图个啥？不就是想赚点？家里那点地，两三个劳力就行了。”“是呵，”旁边又凑过来一个脑袋：“这年月，没钱的要活命，有钱的要赚个饱。种田，提留，婚丧嫁娶，电玩意一套一套，哪个不要钱？”

“这不，我祖辈要钱，我老子要钱，我要钱，将来我儿子也要钱。现在呵，政策好，允许农民到处跑，咱在家里也闲得慌，干嘛不出来挣挣钱？说大城市好赚钱，咱不就来了？”

也许提到钱，大家都兴奋了，周围又围了几个上来。我转过头，问身边一位约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你呢？为娶媳妇？”他憨憨一笑：“俺没什么负担，只想挣点钱，出来玩玩就得了。”

在车站售票处，我碰到一对木匠师徒。他们来自湖北浠水，准备去天津。

两位气色不错，我便提醒：“别太高兴了，北方也吃紧了呵。”

“可北方钱多，”师傅笑答：“我们在天津已干了3年。”我一听也来了劲，两天来，我第一次碰到钱已装进荷包的人。

“那么，收成如何呢？”

“现在种田已经不赚钱了。你看，我家5口人8亩地，家里4个劳力侍弄足够了。一年到头公粮一交肥一买只落得千把块钱，可我一个人在外地，干木活就可赚两千多块。你看看，现在呀，干什么都比种田强！”

这位师傅的后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在南站，我还碰到4个穿着入时的姑娘。她们在佛山从事缝纫业，准备转车回四

1989年春，“民工潮”出现。从此，一年一度如同潮汐一样的候鸟式大迁徙不断轮回川。我问她们春节怎么没在家过？几个姑娘莞尔一笑，其中一个挺认真地说：“顾不上啰，春节加班津贴高。再说，节前回家，节后得闲上好长一段时间，没得钱赚，不划算呐。”我忙点头称是，又问：“春耕以后还来吗？”“咋不来，我们还要带几个来呢。”

民工中多是在农村干得不如意，不富裕的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清晰坚定，就像许许多多闯海南、奔特区的城市人一样。报载，在海南，一位四川青年农民曾反问同乡记者：“你也是从老家跑来的，总是活得不好才走的。要说我是‘盲流’，那你也是。”

心理切片之二：外面的世界

改革10年，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是惊人的增长指标？是产业结构的多方变革？是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欣欣勃起？……

89年春天，当我站在车站月台上，目送数以万计的农民浩浩南下或北上时，才深深体会到：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来自农民自身。

花花绿绿的行李上斜靠着这样两个兄弟。父母因工伤去逝。在家里，除了分得的田外，还有救济金，日子还过得去。听说他们准备去北京，我便关切道：“北京民工已经饱和了，工作很难找的。”当哥哥的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多少也听说过，还是去碰碰吧，要不不甘心的。”弟弟瞪着眼插话：“我们在哪儿都活得下去。”

我有些意外地瞄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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