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第一条而言，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与城市建设是分不开的。我国现行城市化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解放40年来，我国部分大城市曾容纳了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力。仅近10年来，南方主要省城就安置了60多万进城农民。

可是，就我国目前城市发展水平而言，对农村剩余劳力的吸收是极其有限的。这次春节后百万盲流进城所造成的冲击，就是一个警告。事实证明，受经济发展和各项制度制约，城市在粮食、医疗、交通、治安等方面都暂时无法容纳大量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再看第二条路，即通过发展以乡镇工业为基础的集镇，来尽可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自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劳动力流向的总趋势就是种植业—养殖业—工副业—服务业。近10年来，在这条路上我们已取得了一些成绩。截至去年，全国已有乡镇1500多万家。包括农工、建筑、运输等数十个行业，吸收了农村1/5——近8000万劳力。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土地对人的约束减弱，大批农民投入第二、第三产业，裁剪、缝纫、修理、工艺一派兴旺，为国家创造了大笔财富。

大量农村剩余劳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转向非农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个体户大量涌现，使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小城镇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吸收剩余劳力——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保证城乡结构持续平衡发展的良性机制。

然而，比较于我国农村发展工业的潜力，我们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很不够，这次采访，在我直接间接接触到的近百个民工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乡镇企业干过事，很多人都是在家乡的工业中找不到出路才不得已外出的。原有产业结构不破，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这样就会白白走失大量劳力。

从我国农村这几年走过的道路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繁荣农村集镇，倒不失为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把剩余劳力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救出来的良策。

备忘之二：另一种流失

这是许多人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话题，可当我看到这个脸上还挂满稚气的小男孩时，还是很受震动。

“读书？”这位自称14岁，来自江西湖口的小男孩对我不解地笑了笑：“读书？谁养我？”

“你们家不是还有其他劳力吗？”

“可读书不能给家里钱，还不是受气？再说，我们那儿偏，上学得走20多里呢。”小家伙晃晃脑袋，翻翻白眼，利索地对我说。

有多余的劳力，面对读书和外出做工挣钱，就我国尚且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选择后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在候车大厅，我碰到一群围坐在一起的姑娘、小伙子。一问，方知他们都来自河南民权县双塔乡。共14个，其中有9人都是第一次出门。原来，他们村去年有10来个人去珠江三角洲打工，每月多少向家里汇几十块钱。很快，那些有孩子在外地做工的家庭都成了别人效仿的榜样。据一个穿花格衬衣的小伙子说，年后他们村共出来50多个，分成3批，走南闯北都有。他在家里是老大，只读到初二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刚念完小学的弟弟，现在也在这支队伍里。

还是学生年龄的小民工横竖躺在行李卷上。离开学校在他们是快乐的，可谁应该对他们的将来负责呢？

教育的落后在我国普遍存在，农村尤其如此。据统计，在目前农村人口中，有近70%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每万名农业人口中，受过中专以上教育的仅1.5名。可正是在这样步履艰难、万分窘迫的情况下，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学龄青少年从学校流失。

去年3月，广西玉林地委致函中央办公厅称：春节以后，广东、深圳、东莞等地向该地区各县市中小学大批招收廉价童工，造成北流县2345名中小学生中途辍学。

一篇报告文学这样写道：在深圳丽华印花厂，下班铃响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们拖着疲惫的步子，有气无力地从我们眼前走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里的学龄童工占50%，那可还是一群孩子呵。

在武昌南站，我碰到来自河南襄城县范湖乡某中学的4名学生。我问：你们出来，老师知道吗？其中一个回答：咋不知道？我们这个年级就出来了七八个。

望着这些过早离开学校的孩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是的，穷，就需要钱。但他们不知道，以丧失教育为代价的财富，将附带上比贫困更为可怕的灾难——这是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亚细亚怪圈。

说到底，经济的贫困源于文化的贫困。这很难说仅仅只是孩子们的错。

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被邓小平称为“第一生产力”的教育，对农业生产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前不久美国专家麦克奥森指出：在23年内，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将由现在的80%降到30%，这一转化的关键是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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