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这是不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对某个时空点的历史行动者而言，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资源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他所能做出的只能是局部理性和局部信息下的决定。光绪皇帝死时，皇室溥字辈近支中，恭亲王溥伟年岁最大，他曾经被舆论认为是最为合适的皇位继承人。据说，两宫病危时，他在内盘桓了一昼夜。但慈禧太后在病榻前留下的政治遗嘱并非毫无道理。

在他的兄弟和儿子们看来是弱点的谨慎和懦弱，使得载沣在朝廷各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势力中，一直保持着相对超然的态度，表现出谦抑退让的性格，博得不少人的好感，也易于为各种势力接受，进而成为总揽全局的统治者。在当时，载沣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人物。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首先使用汽车、电话，也是第一个穿西服的王公，“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 动”(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自入军机以来，他参与主持过有关宪政的讨论，倾向于立宪救国，容易获得立宪派的支持，加上他是光绪的胞弟，不得不说，他是整合皇室、立宪派等各种力量的合适人选。

另外，慈禧也有用他来牵制袁世凯的意思。因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倒戈，醇亲王府一系的政治势力和袁世凯有解不开的恩仇。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光绪故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见有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又传闻说光绪临危时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据载涛回忆，载沣生前没有说过，所以不晓得是否真有其事。溥仪则断定，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

政治经验丰富的慈禧选择载沣摄政，也许有个人的私心，也不会是完全的心血来潮、昏庸误国之举。

这是慈禧的政治生涯中所犯的最为致命的错误吗？

“当中国最需要一个有经验、能力和意志力的决策权威人物的关键事情，慈禧竟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选择了最不适于作为最高执政者的人物来充当此任。”但是，历史学家的逻辑，不可能正好就是历史的逻辑。

摄政之初，对以载沣为核心的新权力集团，社会各方还是抱着很大的期望。

制造出来的敌人

但此时，1910年年初，摄政王载沣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艰难的困局之中。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帝国，尽管百废待兴，却可谓诸事艰难。

就在宣统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学部奏陈编辑简易识字课本，“取日用寻常之字、目下通行之文，约之定为一千六百字，一年毕业”（《清实录·宣统政纪》，中华书局），这是为了在州县和乡镇简易识字学堂，培养通文识字的选民，以备几年后实行地方自治。

教育一直是清末新政的聚焦点之一。1901年春，尚在西安行在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表示要学习“西政西法”，以求振兴，从此进入一个传统中国寻求自我改造的新时代。在1906年之前，新政最集中表现在教育改革上。政府鼓励创办新学堂和出国留学，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模式为范本的学堂管理制度。学堂的正规教育依次为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然后是分科的大学，最高级是通儒院。按照学部的统计，1904年学堂总数为4222所，有92169名学生，1909年已经有52484所学堂，92169名学生。“这些数字表明学校教育有惊人的发展。然而随着这种发展，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实际变化，这还是有疑问的。”（《清实录·宣统政纪》，中华书局）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的刺激，促使政府在1905年干脆废止了科举制度。

这个改革的大手笔，以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可以断定，它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原本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或主动或被动，转而投身商界，成为绅商、买办，或进入报馆。他们对政府的向心力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在1910年代，他们成为帝国政府的主要批评者和监督者。 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几乎全部来自士绅群体。第一届资政院的98名民选议员，人人皆有功名，其中进士(相当于博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这样的高学历者比例达63%。

事态的发展，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和统治者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往近了说，国内学堂成了反满的根据地，留日的学生团体则成了反清的大本营。往远了说，官僚体系中的书生群体最终被新军集团取而代之。在1910年1月1日，上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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