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激烈地要求废科举的梁启超，在1910年感叹道:“夫科举，非恶制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 （《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下了早朝，载沣回到在东华门内专供摄政王休息的三所。屋里铜炉中的木炭烧得通红。北京深冬早晨的寒气被挡在了夹板门帘外面。早朝上，他的弟弟载涛、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奏请挑选禁卫军兵丁，兼挑闲散宗室为国所用。载沣不会忘记他作为“谢罪专使”出使德国时，德皇威廉曾经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且必须由皇室直接掌握。如今禁卫军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的一支精锐部队，只要抓住了军队，就可保皇统永固。只是他没想到，如此也把许多政治问题激化成了民族矛盾。他的这位涛弟，颇有乃祖之风，渴望纵横疆场，不但爱马，而且骑术精湛。在当年的北京城中，涛贝勒骑马、养马、相马颇有些名气。好武的载涛很看不上自己的这位哥哥，他总是认为他太过懦弱，没有独做主张的能力。

但是在公元一千九百十年，谁坐在大清的这个位子上，恐怕都会觉得如履薄冰。

争夺宪政领导权

此时，晚清新政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如果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为界标，那么，可以说从此改革进入了政治制度层面。

也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帝国的统治者们开始认真考虑立宪政体的可能性。新政已经施行了数年，心急的中国人仍然没有看到国家迅速地强大起来， 或许，“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改良知识分子，张之洞、袁世凯这些地方实力派，甚至革命派，都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户部主事陈献哀给军机大臣所上的条陈，很能反映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心理:“以一不立宪国居群立宪国之间，不恃远识之士， 而知不可为矣。”1905年12月，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冬去夏回，次年回国的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

可以说，在1906年，绝大部分人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尽可以看得清楚，满清统治者并不是想把自己改造成西方政府，它是想借助宪政这个外来资源，来修复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整合内忧外患下的社会秩序。它希望通过引入宪法、议会，对传统政治制度加以改造和更新，一句话，就是想融合最好的旧东西和最好的新东西。

在当时的立宪派里，皇室中不乏其人，尤其是出使大臣载泽，可能是对宪政了解最精通的一位贵胄。他给慈禧的密折里谈到立宪有三大利，句句打在这位嗜权如命的老太后的心坎上。一曰，皇位永固。君主对行政失误不负责任，议会弹劾，不过就是换一个新政府，君位万世不改。一曰，外患渐轻。其他国家不能再以专制鄙视清国，说不定由侵略变为和平邦交。一曰，内乱可弭。革命党再没有藉词倡乱，民众也不肯相从， 自然冰消瓦解。对那些反对立宪的官员，他认为他们都是出于自己的私利，并非是真正为国家考虑。1908年3月，这位开明的亲王甚至建议慈禧给予新闻出版自由，让媒体能够批评和评论公共事务，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此外，肃忠亲王善耆，也是一位支持宪政的亲贵。

致力于立宪之后，首先要处理的便是行政制度的改革。1901年之后，政府简化了各官署公文形式，取消书吏，废除了捐纳制。宣布预行立宪不久，首先便是施行行政机关三权分立。当时并没有立法机关，只是改革行政和司法机关，合并了职能重复的官署，增加了一些中央管理机构，在各部不再有满汉两位部级领导。但是最关键的两项改革──各督抚改革和建立责任内阁──没有实现。

晚清新政中最奇特的一点是，处于最高级政治漩涡中的各个派别，每个人看上去都具有道德的优越感，都宣称是自己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都支持新政图强。

1910年的载沣，已经在上一年成功地把心腹大患袁世凯以“足疾”赶回了河南老家。尽管溥仪以后在回忆录里认为，父亲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但袁世凯并不孤独，他的身后是太平天国之后崛起的地方汉族实力派。直到此时，袁世凯的开明、铁腕形象在国内外仍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载沣不是慈禧，他无法钳制这个势力独大的实力派。何况，军机大臣、庆亲王还是袁世凯的忠实政治联盟。

以摄政王为代表的皇族少壮派，貌似左右了1910年的中枢政局。但摆在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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