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则纷纷谢世。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世的最后一天，载沣前去探视。

“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张之洞声气微弱地说。

张之洞本来希望可以向摄政王举荐几个人，像古代名臣那样为君王做最后的贡献。载沣却急着去六国饭店。他新任命的津浦铁路督办大臣长麓已经与英德银团签了贷款条约，当晚有一场隆重的酒会。载沣离开后，帝师陈宝琛问张之洞：“监国之意如何？”

张之洞长髯抖动，感慨道：“国运尽矣，概冀一悟而未能也。”（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

1910年左右， 孙家鼐、鹿传霖、戴鸿慈这些有大局观的老一代官员都去世了。极为开明能干的满族官员端方则因为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也被驱逐出了核心权力层。

大清的人才有些青黄不接。

补天者何人？

待在紫禁城三所的载沣在1月1日这天，召见了诸军机大臣： 庆亲王、世续、那桐、鹿传霖、戴鸿慈、吴郁生、贝勒毓朗、徐世昌，他谈到了地方的用人问题，颇为痛心。

地方和中央的权限界分，向来都是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督抚大权，无过兵、财两政，将事裁抑，此为最先” （《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宣布预备立宪以后，摄政王自任陆海军大元帅，其弟载涛为军咨大臣，掌握了陆军。1909年，摄政王又颁布《清理财政章程》，中央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监理官赴各省清理财政，从本年起，各省清理财政局必须按季度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

如果我们翻看《清实录》、张謇、郑孝胥等人的日记，会发现，围绕1910年年初，最令摄政王头痛的可能是盐政问题。“度支部尚书载公电咨各省督抚将各省盐务改归官办” （《汉口中西报》，1910年1月2日刊），中央政府为了直接控制大宗盐税收入，设立督办盐政处，颁布盐政新章程，将盐税收入及“各省盐务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收归中央督办大臣之手。 载泽亲自兼任督办盐务大臣一职，他毫不退让，坚持推行。各省推行新政要花钱，盐税正是重要的财政收入。以致督抚们抗议不断，和度支部矛盾冲突极为严重。

载沣只好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与盐政大臣以国事为重，“和衷共济，妥协办理”（ 《清实录·宣统政纪》，中华书局）。

据这一天的《汉口中西报》报道，摄政王要军机大臣们注意到，“近各省新政繁兴，朝廷望治方殷，原准各督抚借材异地就平日之所知者，分别调用，乃详查各该省奏调人员已居多，而吏治之废弛依然，新政之敷衍犹是。推原其故，皆因所调人员非碍于情面，即位置私人。似此积习相沿，大局何堪设想”。

排除谋夺地方实权的成分，载沣也不可谓没有见解。新政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场，个人私心、宗党利益交织在一起。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能力。中央和地方，满汉之间，立宪派和激进派，满清亲贵内部，这些不同层面的矛盾犬牙交错，兼之利益纠葛，以载沣的个人性格和政治背景，恐怕是无法解决的。他既无法形成一个新的权威中心，也不能控制那些桀骜不驯的亲贵高官，甚至不能做到对满人里的精英们人尽其才。

“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钱穆先生主张政治制度需要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但在1910年，一切都显得犹如箭在弦上。这一年，各省代表三次请愿请开国会。就在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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